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湖南湘潭农家走出来的杨度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

    这种奇特从外界加之于他的各种相互矛盾的名号就充分显露出来了：“宪政专家”，“帝制祸首”，“投机分子”，“爱国者”……

    把这种奇特性放到清末民初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应该是毋庸深怪。因为，整个清末民初史就是一页主配角不断转换、音调音符频调、剧目随时更新，让旁观者目迷五色的大戏。而杨度这个幼从名师王湘绮，在传统学问之外修得帝王学与纵横术，后来留洋又参透宪政之精髓，诗文佼佼不群，目无余子的湖南人，又曾经那么深地卷入各种政治漩涡中，仿佛永远是舞台上的主角，在持各色眼光、立场迥异、诉求不同的人那里，对杨度所扮演的角色产生或“正角”或“丑角”的认知歧异，又有什么奇怪？

    但杨度显然只有一个。他不断地在变化，而变中自有不变。这个“不变”的部分，按杨度的自我判定，是“国士”。1926年冬，这时的杨度已经要靠做人幕僚来维持排场，显示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存在了，但他依然豪情满怀睥睨当世，赋诗曰：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宵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好一个“市井有谁知国士”!“国士”者，一国之士也。杨度究竟凭什么以“一国之士”而自居？

    咬定“君宪”不放松

    “君宪”，这个词语，对杨度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君宪”，他和孙中山等人激烈论战；因为“君宪”，他在寻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清廷中暴得大名；因为“君宪”，他和袁世凯结成了深厚的关系，得到了一块由袁氏亲题的“旷代逸才”的匾额；还是因为“君宪”，在袁世凯帝制迷梦破产后，他成为“帝制祸首”，不得不从北京逃到天津去做寓公……

    而说到“君宪”，不能不从清末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现实说起。

    中日甲午一战，撕破了洋务运动华丽的外表。痛定思痛，中国人终于知道，仅仅学别人形而下的技术是不行的，于是有了康、梁的变法。康梁都是书生，他们所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没有雄厚的权力基础，变法终于被慈禧太后给扑灭了。慈禧太后要扑灭康、梁的变法，不仅仅是通常人们认为的不甘权力旁落，还因为在康、梁的计划中，欲对她实施激烈行动的计划。暴怒中的慈禧杀了六君子，还准备废掉光绪，可是洋人纷纷表示抗议。中国的统治者向来习惯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时的慈禧发现居然还有自己能想而不能做的，羞愤之下便要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将洋人驱逐出中国，没想到引来了八国联军，她不得不仓皇逃到西安去避难。屈辱的议和后，慈禧虽然回到了紫禁城，但这场“庚子事变”给了她很深的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