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萧乾一直认为，一向谨小慎微的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完全是上了某个人的当，换句话说，倘若不是某个心怀叵测之人挖空心思“引蛇出洞”的话，他完全可以躲过1957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风暴。那么，这个把萧乾从“洞”中引出来的人是谁呢？萧乾在其回忆录中给了我们足够的暗示：

    我家一向烧炭饼，可1956年冬天，忽然给送来三吨阳泉煤。我以为送错了门，一看，发票上写着“萧作家”，才知道这是新的身份为我带来的特殊待遇。洁若捧着一块在手里，说这可是金子般的宝贝，烧起来火苗旺，又不臭。

    阳泉煤来时是“福”，以后却成为洁若的“祸”了。此是后话。

    升值的高潮是首长三次找我去谈话，非要调我到一个不祥的单位，到一个不少人栽过跟头的刊物，去当三名副总编辑中间的一个。我婉言谢绝呀，苦苦哀求呀，怎么也不中用。最后，为了怕给人以“不识相”的印象，我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可我的客卿身份交代得很明白：既然已经给了我“专业”待遇，每星期只消抽个下午去点个卯罢了。(《萧乾回忆录》)

    萧乾所说的“不祥的单位”，就是《文艺报》编辑部。一年后，“反右”开始，《文艺报》主编和除萧乾外的其他几个副主编都安然无恙，唯独萧乾成了被引出洞的“蛇”。原因何在？萧乾的理解如下：

    在国外，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要我谈谈那个由三位党员及我这唯一的非党副总编辑领导的刊物，在1957年“反右”开始时，罪责怎么会全部落到我一人头上的呢？当时，我拒绝了答复。如今趁着还有活见证，我想在此谈一下经过。

    1957年5月底的一天，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把我请到他那间古雅的书房里，满面春风地对我说，他知道我参加那刊物是十分勉强的。所以到任后，尊重我的意向，每周只占我两三个小时，开开会，旁的尽量不麻烦我。可现在，一个党员副主编身体不适，要在家休养一段时日，另一个要到全国各地转转，而且连他本人也想暂时休息一下。要我在这个当口担任一阵子“执行”副主编———所有稿件可以直送印刷厂，连他都可不看。事实上，没有一篇我发的稿子不先送他审阅。这期间，他倒真发过未经我寓目的稿子。

    天哪。我再聪明也不会意识到个中的圈套。“文革”期间，从小报上我才晓得这是在他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之后，他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地就把我这头替罪羊的脖颈套上了。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引蛇出洞!”于是，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

    及至我觉察出上了当，已悔之晚矣!(《萧乾回忆录》)

    萧乾笔下的“首长”、“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到底是谁呢？查一下《文艺报》的历年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