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

    1978年7月28日，是我人生中应该记下来的一天。在那一天，我和大姑姑、大姑爹一起，从长沙动身去看望软禁在安徽大别山中的父亲———李锐。我知道那一步一旦迈出就再也不能回头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上了一条离经叛道、用自己的头脑追寻真理的崎岖小径。相对于同时代的很多人，我的觉醒来得非常的晚，因为那黑透了的出身，让我除了一心一意地改造自己，在每一篇日记的末尾写上：“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天天铭记住我应该跟的人、我应该走的路而外，我不敢往歪里想，我不敢往偏里走。

    那一天，距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已经整整十一年又两个多月了，我对他已经非常、非常陌生。确切地说，其实我也从来不曾非常地亲近过他。小时候打有了记忆起，父亲很少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对于我，他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我上幼儿园和上小学的头五年半都是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在那些周末，他很少在家。与他的工作相比，我没有什么分量，是个很不重要的物件。只记得父亲和母亲一同带我们去过一次颐和园。可那天起了风，我们的船划不回去了，母亲大发雷霆，父亲勉强将船靠了岸，给了岸边两个年轻人一些钱，请他们帮助将船划回到租船的地方。因此我对那次可贵的全家出游的记忆并不愉快。至于父亲当的是个什么官，甚至后来给毛泽东当了兼职秘书，父母从未向我提起过，我浑然不知。及至我九岁时，父亲被发配去了北大荒劳改，后来又回到北京，母亲和他离了婚，他就住在我们前边的水电部的单身宿舍八号楼，才有了个可以见到面的父亲。但是又不方便见了，因为常去看他，妈妈会不高兴。爸爸有时会用电炉子烧些清炖甲鱼煮粉丝类的好菜，叫我们兄妹三人去吃饭。坐在矮凳上，围着权当饭桌的方椅，吃着爸爸亲手烹饪的饭菜，心里总是暖暖的。记忆中只有一次是我主动去的，因为在书店看到一本描写运动员生活的新书：《礼物》，没有钱买，就去爸爸那里要钱，并且多要了些。他给了，我就又多买了另一些一直想买的书。我知道爸爸和妈妈是不同的，他是可以“请求”的。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是爸爸带着我第一次上的大街。我在前面骑，他在后边跟着。骑到德外大街，前边突然横过来个行人，我慌得连闸都没捏就跳下了车，父亲在后面猝不及防，为了怕撞到我，连人带车倒在路边。我吓得赶紧去抬压在他身上的自行车，问他摔着了没有，以为要挨骂了。父亲反问我：“没有事吧？”然后拍拍身上的土，看看自行车没有摔出毛病，说：“没关系，走吧。你怎么不捏闸呢？下次有了情况要先捏闸，不能跳车，这样太危险。”我们一直骑到新街口我所在的女十中附近，才返了回来，从此我就开始骑车上学。但是这个实实在在的爸爸没多久就又没了，他被发配去了安徽磨子潭水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