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满四十岁的中国人来说，抄家一词一定相当陌生，甚至不知抄家为何物。因为在今天中国的法律中，已经没有抄家这一项，公民住宅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搜查或没收都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或经法院判决。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抄家是很普通的一种“革命行动”。特别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一度抄家成风，在任何城镇中随时发生，随处可见。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赞扬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的确，抄家是从北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开始的，但这股风刮到各地后，情况有所不同，我的经历就可证明。

    当时我是上海市闸北区古田中学的英语教师。这是一所只有两个初中年级、几十名教师的新学校，只有三名党员，勉强够成立党支部。我是教工团支部副书记，积极要求入党。“文革”开始时，党支部组织“左部队伍”，成立“核心组”，我是成员之一，负责整理材料，实际成了支部书记的助手。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经广泛报道和充分肯定后，上海当天就爆发“破四旧”热潮，随之传来红卫兵上门抄家的消息。中旬某日下午，支部书记去闸北区相关部门开会，原来是布置抄家。回校后，他立即向其他两位党员和我传达：上头得到消息，北京的红卫兵将来上海抄家。为了争取主动，避免混淆敌我界线，执行政策，上头决定发动红卫兵小将统一采取革命行动，由有关部门、里弄干部予以配合。接着宣布注意事项，抄家的对象由有关部门提供名单，里弄干部引路确认，不能搞错，不能随意扩大。查抄的范围是金银财物、现金、反动罪证、变天账、枪支、电台等。要造清单，查抄物资要集中保管，防止遗失和破坏。要宣传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文斗，不要武斗，但要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日常生活用品和粮票、油票、少量现金等不要抄走，让他们能维持生活。对抄家对象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风声。他带回来的名单有五家，西宝兴路的周某以前是米店老板，青云路一家是地主，济阳桥附近一家当过伪保长，另有两家已记不得了。接着马上开“革命教师”(已被“揪出”的“牛鬼蛇神”或被贴大字报多的对象自然没有资格参加)和红卫兵会议，由支部书记布置动员。当时学校党支部还牢牢地控制着局面，红卫兵基本都是原来的少先队干部和出身好的学生。接着分工，周某家估计缴获最多，由大队辅导员T带头；抄伪保长这一队特意指派复员军人Y参加，以便万一发现枪支时能现场处理。每队指定一位教师负责登记查抄物资，回校后由老党员W集中保管。我负责各队及支部书记间的联络。那时还没有手机，公用电话也不多，骑自行车来往是最快捷可靠的联络方式。

    天黑后，各路整队出发。我随同其中一队，将到目的地时，果然见有人在等候，然后由里弄干部领至被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