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先生是个健谈之人，采访的整个上午，一直都是他在谈，我在听。听一位年过八旬的长者讲述人生故事、文学历程，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细心一点的读者不难发现，朱健先生谈得更多的，是在过往的岁月中那些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情———写诗、编《辞源》，还有晚年写的那些文章。说起来他本人并未着力为之，却让我这位听者明显感受到了他的内心喜悦，或者说有些许得意。

    尽管他一再称自己只是业余作者，只是对文学有兴趣而已，而且，几次关键时刻都有好的机遇，是“碰上了”，但未尝不能理解成这其实正是他个人的有心积累，以及他对文化的感悟与见解、他对文字的把握与热爱、他对人生的醒悟与豁达。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对于他当年慷慨激昂地投入进去的各种政治运动，对于在反胡风运动和“文革”中所受到的冲击与动荡，朱健几乎都是寥寥数语带过———或许是他真的不愿再重温那些“没有多少意思”的往事，或许是隔了漫漫的时间之河，所有的往事已沉积下来，激情与悲伤都尘埃落定，他更愿意以朴实简洁的言语叙说。这是年龄和生活阅历使然，更是个人性格使然。

    显然，我无意于拔高朱健的文学成就与人生高度，他也一直对我强调，自己“并不是什么文学大家”。然而，对于这样一位以书为友、以文为乐、耄耋之年仍能保持如此旺盛创作力的长者，我们是不是应该心怀更多的敬意？

    朱健久居长沙，不了解他经历的人，一般会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地道的长沙人，《齐人物论》里甚至评价他是“含三湘灵气，得楚骚风云”，而事实上，他是个典型的山东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朱健老师，很高兴能采访你，这次的采访是作为我们文化名家访谈的系列……

    朱健(以下简称“朱”)：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大家对我的定义：我是一个业余作者。70岁以前，或者说从十几二十几岁一直到“文革”前，我并没有专业地做过文化工作。我的确是个业余作者，很多人以为我是谦虚，但的确如此。我的一生呢，最好的年华都贡献给革命了。很多人说我是什么诗人，又说我是作家，我确实不好归类，只是70岁以后，我写了些文章出了几本书，只能说现在还是个业余作者。为什么呢？我的主要任务是安度晚年。我和一些熟悉的朋友的经历都不一样，他们一辈子都是做这个的，我和他们不一样。从1948年之后到1976年，这么长时间里我都是做具体工作的，或者说都是在当官，但因为年轻的时候有读书的这种爱好，过去也没有写过什么文章，写诗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有人给我总结：干革命，写新诗，当厂长，搞《辞源》，后来又搞电影，都扯不到一起。我长期对搞政治有兴趣，对文学只是有爱好。这个我不是谦虚。

    记：我读过《齐人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