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29日，北大女生林昭被秘密枪杀时还不到36周岁。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前，林昭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没有磨灭，而且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了，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她深知自己流露的人性的气息不合时宜，她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都根源于她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她的诗、她的信仰和她丰富的情感之中找到答案。1966年，她在狱中见到北大同学张元勋，诀别之际，她郑重托付：“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这是她留给世界的遗言，三个书名，就是她对自己短暂一生的概括，生活、情感和诗。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她指控血腥惨厉的统治完全毒化了“原该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

    她在写给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指出：“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极权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面对自己栖身的时代，她最痛心的是“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她说：“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净的生活权利———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永远是无可非议的!”

    一

    林昭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为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有人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等等。开学不久在未名湖畔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唱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即被同学孙文铄批评“太悲凉，有资产阶级情调”。在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