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亲身经历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因其所处的地位而深受冲击。文章是作者本着对历史及未来负责的态度，对清华大学及整个教育界那段特殊历史的记录。]

    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会见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称赞他提出的希望我们“倡导一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意见，并要陪同会见的老资格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同志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为完成总理交待的任务，周培源同志回校后给总理写信提出：“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建议“由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研究工作”。总理立即将周培源的信批给郭沫若、刘西尧、丁国钰、秦力生、迟群、谢静宜。批示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浅尝辄止，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以后，总理又多次指示要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指出：“这事不能再拖了。”“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强调不够，学校的基本理论课也少了。”“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大、中学毕业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到原单位，有些人可以留下来深造，从理论上提高。”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恩来总理连续几个月一再强调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基础理论人才的培养，并殷切告诫有关领导人员“要认真实施，不要浅尝辄止，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总理对我国教育、科技事业前途的倾心关注，激励着教育、科技界广大知识分子，得到了热烈的反响，许多教师感到提高教育质量有希望了。何东昌同志是清华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在迟群召集研究教学、科研的会议上，他依据总理的指示，结合清华当时的情况，主张学制要延长，招生工作中文化课应当考试，基础理论课、技术基础课要增多、加强等等，并就此陈述意见。迟群迫于总理的指示，加之他自己对教育茫然无知，这一时期对何东昌表现了特有的热情，他那能言善辩的嘴巴，挂上了何东昌的名字。从迟群那里传出议论教学、科研的话题，一时间，沸沸扬扬，加强基础理论的空气像缕缕炊烟在清华园飘起。

    1973年4月，国务院科教组发出通知，高校招生在注重政治条件的基础上，文化课实行考试录取，这无疑是在总理指示督促下才会有的改进。我当时真的以为迟群、谢静宜在执行总理的指示，真的以为他们在重视和发挥何东昌同志的作用，从心底里深感欣慰，并希望从此学校教育工作会慢慢好起来。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按照省委书记毛远新的指示，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