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我从沈阳军区借调北京，当了十六个月的“中央文革”记者。我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先后在南京、上海目睹并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活动。

    总政的借调通知

    1933年2月，我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1950年11月，从学校参军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4月，在朝鲜火线入党。1965年，我在沈阳军区后勤部七六七仓库政治处任宣传干事，被抽调参加社教工作团，在黑龙江通河县搞了一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社教运动告一段落，我返回原单位。

    回到仓库，政委南荫堂告诉我，沈阳军区后勤部来电话，通知借调我到北京总政工作。南政委不愿让我走，给沈阳军区后勤部朱士焕政委打了电话，受到朱士焕的批评。

    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干部处长和保卫处长一起来到我们仓库，找我谈话说，组织调你到北京去，工作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好好表现，现在正进行“文化大革命”，是组织考验你的时候，一定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说实话，听说要借调总政，我深感受宠若惊。我当然无法料到，此行虽然只有十六个月的时间，却影响和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名义上的“钦差大臣”

    1966年9月9日，我从沈阳乘火车到北京，除我们沈阳军区三十多人外，还有来自北京、济南、广州军区的同志，共约二百人。人员到齐后，便召开了会议，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讲话说，中央调部队同志参加“文化大革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做记者工作。接着，“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讲话，那时的王力，是颗正在上升的“新星”，不少人以能见到他、聆听他讲话感到荣耀。

    王力说，调你们到“中央文革”工作，任务是到各地观察“文化大革命”情况，你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领导讲话后，“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说，我们是“中央文革记者”，到各地是以《解放军报》记者的名义公开活动，主要任务是观察“文化大革命”，反映各地情况，向“中央文革”报告，站不站在造反派一边，是立场问题，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徐学增是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战争年代写过不少报道，为人忠厚老实，对组织一向忠诚。后来他被整得相当厉害，曾和我一起被关在“中央文革”的“小号”。

    “中央文革记者站”为我们照相、办证，我们就算是《解放军报》记者了，但实际是为“中央文革”提供报告情况。办公地点设在北京花园村。后来又增加了一批人，他们的身份是《红旗》杂志的记者。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曾多次接见我们。

    看大字报被扣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