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伟

    屈辱开始

    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见《呐喊》)然而鲁迅所说，只是世人欺贫爱富的世态炎凉。他不会知道在20世纪的中国人，一旦有人被摈弃在人民的行列之外，那遭际与况味。

    徐铸成被打成右派后，也就难逃这样的遭际。22年后，他在接待记者访问时，忆述当时的情况：

    住在上海里弄里，居民知道我是《文汇报》的总主笔，见到我也好像肃然起敬。解放后办报纸，明明想为人民做点宣传工作，结果一顶帽子一戴，朋友见了面也赶快走开，不躲不行啊!他给你打个招呼，他单位里有人给他打个报告就很麻烦。里弄里的人也不敢和你接近，户籍警隔一两个月也要来看看你，尽管摘了帽也还来。家庭里除了我的老爱人跟我照样友爱之外，其他的人，包括儿子，不同程度的对我另眼相看。我还算好的，没有一个儿子去登报声明说要和我脱离父子关系。这种精神上的凌辱，开始时一想起来就是一身冷汗。想想自己，一辈子凭良心做事情，总还是爱国的吧，一下子打成反动派，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过去我还是跟着你走的，你忽然说我反对共产党，就怎么也想不通。后来也就算了，特别是文化革命起来后，连刘少奇也说是反党，也就无所谓了。

    铸成先生这番话，说的完全是实情，他是爱国的，而且言传身教，教育他的子女。徐复仑先生曾和笔者这样谈道：

    家父有三个儿子，大哥徐白仑，1930年出生，二哥徐福仑，1935年出生。他们两位都是1950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哥并于当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校。我是老三，1938年出生，也于1952年刚满14岁就加入了青年团。我们兄弟三人，要求进步，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主要是受父亲的思想影响。与我们同住在愚园路749弄15号的严宝礼先生(《文汇报》总经理)，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老大、老二这两个儿子，解放前夕就送到美国去读书了，子女中只有小儿子和二女儿有进步倾向也没有入团。严伯伯曾建议家父把大哥送到美国或香港去读大学，都未被接受。可见家父当时虽然对……办民间报纸已经信心不足，但对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仍然是深信不疑的。

    复仑先生还说起，在铸老打成右派后，工资锐减，严、徐两家生活之差异就大相悬殊。后来“文革”期间，停发铸老工资，仅发生活费。那时严宝礼虽已去世，严妻没有工作，却因严家大儿子每月寄来美金，生活完全无虞。

    这些自然是另话。我们还是叙述徐铸成被打成右派后的情况。

    徐铸成是1957年8月戴上右派帽子的。9月就发配到农村(上海县砖桥乡)劳动，同时进行“三查”，即查“认识根源”、“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