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重来

    吴宓与吴晗，抗战前虽曾同在清华大学，但当时吴宓已是全国知名教授，而吴晗还只是个在读的大学生(吴晗1931年入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吴宓则已在清华任教多年，时为外文系教授)，彼此自然没有什么交往。抗战时期，两人又曾一度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但或许因年龄及专业、志趣的差异，彼此也无什么交往。解放后吴宓远在西南一隅的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任教，而吴晗则在首都任北京市副市长，彼此更无什么来往。

    然而谁能料到，发生在“文革”之初的那场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风暴却把吴宓卷入其中。在《吴宓日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中，吴宓记下了他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的遭遇和思想变化，读来让人感慨，让人钦佩，也让人深思。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在并不显眼的位置刊登了姚文元写的矛头直指吴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谁也没有料到，这篇开初并不起眼的文章，竟隐藏着一个精心策划的大阴谋，随即掀起了一场震撼全国的政治风暴。在“四人帮”得意忘形之时，这篇文章被他们吹嘘为“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而实际上，它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政治大冤案，并由此开启了惊心动魄的十年浩劫，不仅吴晗身死家亡，成了“文革”开场祭旗的牺牲者，且使包括吴宓在内的成千上万知识分子惨遭迫害。

    一、“愤怒不服，几于发作”

    当姚文发表之初，并未引起多么大的反响，全国最大最有影响的几家大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并不买账，拒不转载，半个多月过去了，仍未有动静。据说毛泽东震怒了，下令出小册子。不久，这些大报被迫转载了此文，为了“引蛇出洞”，火力侦察，江青、张春桥等人又策划了对姚文的大讨论。

    12月下旬，即姚文发表一个多月后，登载大讨论的小册子已到了吴宓手中。他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读《〈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材料》小册子，遂取《明史》279(卷)《海瑞传》等篇阅之。

    第二天(即12月22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读《〈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材料》小册子，完。

    你看，吴宓在读这个小册子时，并没有按姚文所定调子轻易下结论，也没有受讨论文章的观点影响而人云亦云，而是用了两天的时间认真看，并对照《明史?海瑞传》进行思考。而思考的结果，在第三天就表露出来，那就是“愤怒不服，几于发作”。这一天(即12月23日)下午，吴宓所在中文系根据上面布置“讨论”吴晗与《海瑞罢官》，这是他参加的第一次讨论。不少老师自然是按上面所定下的调子对吴晗和《海瑞罢官》进行批判，吴宓越听越不是味，越听越反感，就在当天的日记中表达了他的愤激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