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国统区就兴起了一股宣传“第三条道路”的潮流，其代表人物中有不少是民主党派成员。国共合作于1947年2月破裂后，《观察》、《新路》、《大学评论》、《时与文》、《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宣传“第三条道路”的文章，将“第三条道路”运动推向高潮。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既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人民政权，强调在中国建立一种类似于美国的民主政治。有人认为其实质是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道路。《大公报》也积极推动“第三条道路”，发表既反对共产党也批评国民党的文章。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8月，根据胡政之年初离渝时留下的意见，《大公报》人员立即着手恢复抗战前原有的事业。《大公报》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天津版12月1日复刊，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

    上 海 版

    1946年春，胡政之、王芸生相继由重庆返回上海，并定沪馆为总馆。总经理胡政之宣布撤销董监事联合办事处，成立《大公报》总管理处。总管理处主要负责人为：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王芸生，副总经理曹谷冰、金诚夫，副总编辑张琴南。后来由于形势急剧变化，原来计划创办广州版、筹建沪馆新址的计划都被取消。

    1945年沪版复刊时，采访课只有三个人，主要负责军事、文教和市政部分。但上海读者比较注重本市新闻，《大公报》的本市新闻由自由投稿人陈天赐承包(后来他也转为正式记者)。因此当时《大公报》的社会新闻和本市新闻的数量和质量都比不上上海老牌报纸《申报》和《新闻报》。

    随着业务的开展，采访课人员不断增加，到上海解放时，经常保持十二三人。其中少数来自其他新闻单位，多数是大学毕业后来馆工作的。在年龄上，有三四个人是30岁出头，其余都在30岁以下，是一支年轻的记者队伍。

    人多了，采访课的分工就细了，有政治、经济、市政、文教、交通、社会、外事、体育，基本是一人一摊。所写新闻主要供给本市新闻版、教育版、体育版和经济新闻版。刚开始时报纸每天出一大张，四版，本市新闻放在第三版下边，没有版头。1946年下半年增出一张半后，才设本市新闻专版。1947年报纸增加到每天出三大张，本市新闻日出两版，另辟经济新闻版和教育与体育版。四个版每天的需稿量很大，主要靠记者的采撷。虽然当时上海有很多通讯社，但《大公报》却很少采用他们的稿子，这样每个记者每天写个三五条新闻都很正常。

    那时的报纸比较重视达官贵人的“冠盖往来”和社会名流的“时人行踪”。为了不漏掉这方面的动态报道，《大公报》在上海北站、龙华机场、国际饭店等处都布置了“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