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华

    大约一百年前(1906年)，邓实在《同学讲习记》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又大约七十年前(1938年)，马一浮在浙江大学讲学时说，“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经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所以他要“楷定国学名义”。我也不赞成“这个名词”，何以不赞成呢?今不说，只让它留在引号之中。

    治“国学”，必须讲求门径。张之洞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所以他要做了一部《书目答问》来“以告初学”。但事实上他的《书目答问》于“国学”无所不包，只可供检索之用，恐难收门径之效。继张氏之后，“好为人师”而为“初学”开列书目的，如康有为、胡适、梁启超、马一浮、鲁迅等，大有人在。

    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号称“通儒”，他诲人日：“‘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读‘九通，是谓不通。”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斥为“兴到之语，不免大言欺人”。至于康氏，尤“不免大言欺人”了。试观其《桂学答问》，“夸饰”之语，在在皆是：“《朱子大全集》及《朱子语类》，宜熟读”，“‘二十四史宜全读”，“编年之史，莫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纪事则有《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元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皆贯串群史之书，可熟观精考”。语语皆是“熟读”、“全读”、“熟观精考”，不知“二十四史”渠侬自家读完没有!(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五：“乾嘉之世，学术极盛，而自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数人外，能尽心力寻览全史者，殆无几人。”张氏所谓“全史”，即“二十四史”。)

    胡适则开列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据他本人说，书目是“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裘毓麐讥评云：“余见胡适所开《国学书目》，标日‘最低限度。而所列之书，广博无限”，“若谓综上所列诸门而悉通之者，则自周孔以来，尚未见其人。”粱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则以为胡适的书目犯了三大毛病：“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