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

    马烽与浩然

    马烽说：“浩然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我最早是读过他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之后又读过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国作协开会时见过几面。后来他调到《红旗》杂志当文艺编辑，曾找我约过稿。我和他没有什么深交，印象中是个本分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所有作家都被打翻在地，只有浩然不断有新作问世。那时人们私下议论：‘中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这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特别是报上曾登了江青委托他向西沙驻军赠书的消息后，人们的议论就更多了，说他是北京市文联造反派头头，甚至有人指责他是江青的红人。当时我对浩然倒没有什么恶感，原因之一是曾听北京市文联的熟人说，浩然‘文革一开始就是‘文革组长，但他没有整过人(巧合的是，“文革”开始，马烽也曾担任山西省文联的“文革”组长。而马烽恪守一条底线就是“不整人”，并尽最大可能对当时已被抛出来的李束为、西戎给予保护。相同的处境使马烽与浩然有了共鸣)。江青虽然很看重他，但他头脑还清醒，并没有得意忘形，趁机往上爬。”

    马烽忆及他与浩然的两次交往。

    1973年春天，马烽和孙谦在北影修改反映农业学大寨的电影剧本《山花》，有一天，忽然收到浩然的一封信，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你们认识许多老作家，得便时可向他们打个招呼，不要急于搞创作”。马烽和孙谦反复看了半天，也闹不清是什么意思。信封上没有写地址，只有“内详”两个字。那时，与马烽认识的一些老作家，大都还在“五七干校”劳动，马烽也无法与他们联系，这事就放下了。过了不久，山西晋剧院进京演出新编现代剧《三上桃峰》。文化部的人看后认为是给刘少奇、王光美贴金的大毒草。于是把编剧、导演以及带队的负责人，集中起来进行批斗。《人民日报》还发了一些批判文章。原因是王光美“文革”前在河北一个叫桃园的村里搞过“四清”，把这个戏的地点改为“桃峰”是为了掩人耳目。发生了这么一场不白之冤后，马烽才意识到，浩然给他们写那封简短的信，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诚恐一些老作家一时冲动搞创作，再栽一个跟头。

    1975年，在大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前江青把许多文艺界人士召集到大寨，马烽和孙谦因电影剧本《山花》也应召前往。

    马烽说：“有天上午，江青向全场巡视了一遍，忽然质问于会泳，怎么浩然没有来？于会泳忙说，早就通知他了。前几天听说他因心脏病住了医院，昨天我又亲自给医院打了电话。浩然答应一两天就来。果然，过了两天，浩然到大寨来了。浩然来大寨后，很快就主动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那时候，不论是文化部的人，还是各个写作班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