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辛

    1968年，按照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总共有1700万知识青年从城市涌向农村。改革开放的春风，新政策的出台，又使在农村的大部分知青回归城市。

    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这一轮回，改变了知青的命运，也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曾经在贵州农村插队十年的著名作家叶辛，对这段难忘的历程有着极其深刻的感悟。

    难忘的插队生活

    “文革”期间，戴着大红花、插队落户闹革命的111万上海知青来到农村之后所面对的第一关，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关，不是思想关、劳动关，而是生活关。

    一件7元钱的军大衣，外加每月36元生活费对于当时的知青来说已经十分诱人，因为当时大部分知青并不能得到这种待遇，有的甚至没有生活费，只能靠自己劳动，拿工分养活自己。叶辛就属于后者。

    1968年12月2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送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当时有一些青年热血沸腾，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也有一小部分人，从种种渠道感觉到了城乡差别很大，不太想去。而我的态度既不十分积极也不推脱，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这是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出发去贵州农村插队的。我记得我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好儿女志在四方”人人都喊。喊的同时，我隐隐意识到：我们到农村去是扎根一辈子，不会再回来了。但那时更多的，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相信我们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那时我们年轻、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

    在贵州省的上海知青约有一万余人。

    从现代大都市上海到闭塞、贫穷的贵州，路途遥远，一路上我们的热情也在疲劳打击下慢慢地冷却了。我们最先在贵州一个小城市贵定下了火车，在那里铺稻草睡了一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枕着稻草睡觉。

    真正抵达我们插队所在的修文县，则是在第二天坐了整整一天的卡车之后了。如果说疲劳只是磨掉了我们的激情，那么真正可怕的是踏进山区、山寨刹那，面对和我们想像截然迥异的农村时内心的巨大落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