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马彦祥)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表现，我从未听父亲讲述过，他只是在他感觉最困难和没有出路的时候，向大姐表示过，准备到开封大姐家度过晚年，他曾惴惴不安地问过大姐，你能收留我吗？对一生好强从不服输的父亲来说，这是他唯一一次向子女流露自卑的情绪。我在收集文艺界在“文革”中惨遭打击迫害的资料时，发现父亲留下一片空白。父亲在他的《年表》中对“文革”十年的表述，只留下一段话：

    1966年6月，江青、张春桥策划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批转全国。我和文化部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强制参加集训班，进行所谓揭发、交待。9月，又回到文化部机关接受“批斗”，并被关在原文化部大楼旁的一座破庙里“隔离审查”。

    1969年(62岁)9月文化部所属单位广大干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年底马彦祥和周巍峙、司徒慧敏、唐瑜作为“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也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和“审查”。

    1975年(68岁)12月，马彦祥被安排到文学艺术研究所“顾问室”学习。直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前，始终未予分配具体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马彦祥向文化部复查委员会提出复查申请。1979年5月5日重新作出———马彦祥无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

    父亲为什么如此简单扼要地概述自己十年的历史？为什么从不向任何人提起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父亲是文化部系统最后得到政治平反的少数人之一，他的“案子”和田汉的冤案紧紧拴在了一起，大有田汉不昭雪，马彦祥不解放之势。1979年4月25日党中央为田汉举行了追悼会，并公开为田汉平反昭雪，隔了10天，于5月5日文化部复查委员会才宣布“马彦祥无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这当然不是巧合。对父亲来说，历经几十年政治斗争的险途，最大的伤痛莫过于心死。他永远不想再碰触那些难以痊愈的伤疤，过去的让它永远过去吧。只有对戏曲事业的追求，可以使他那心灵上的创伤得以康复。

    现在，我只得在他当年的难兄难弟留下的影像中漫游，通过当事者的回忆片断，来体会同样身临其境的父亲当时的状况了。

    “触及灵魂”的学习班

    1966年6-8月间，改组后的文化部在北京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一个500多人的集训班，任务是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交代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历史上的问题，作自我批判；同时要互相揭发，特别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了解的人要互相揭发。

    集训班的成员，包括原文化部各级领导和各文艺团体主要负责人及著名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导演、教授、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