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沦陷，胡适向蒋介石上条陈

    台湾蒋介石档案中，藏有陶希圣致陈布雷函手迹一通，函云：

    布雷先生：

    本日下午五时，希同胡适之先生奉谒，未遇为怅。我等以为川越之南下，中国政府只有两种态度：(一)为拒绝其入京，(二)为积极表示政府在决战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希等主张第二办法，并主张与之作一刀两断之方案，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其冀察部分希仍主张以实力保守沧保线而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此种意见之意义在运用我国可战之力与必战之势，不轻启大战，亦不避免大战。盖大战所耗之力亦即我国之统一与现代化之力。若轻于用尽，必使中国复归于民六、民八敌方纷争时也。望先生为委座陈之。

    弟陶希圣上，五日

    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后以字行。湖北黄冈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1927年参加北伐军政治工作。1929年主编《食货》半月刊。1931年任北京大学教授。陈布雷(1890-1948)，原名训恩，布雷为其笔名。浙江慈溪人。1927年加入国民党。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1937年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常为蒋介石起草文稿。函中所称川越，指川越茂，原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1936年被提拔为日本驻华大使。次年奉调回国。1937年6月，再度使华。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次日，川越声称赴北平“避暑”，自上海北上，滞留天津，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交涉均由使馆参事代理。经中国政府与日本外务省交涉，川越才于8月3日离津，经大连南返。函末署五日，知此函为1937年8月5日作。当日，陶希圣与胡适共同访问陈布雷，企图对时局有所建议，未遇，便由陶希圣出面，写了这封信，要求陈向蒋介石陈述。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但他同时又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他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四原则：1.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组织；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得受任何约束。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蒋介石积极部署军队，企图防守沧县至保定一线。陶函即是在这一情况下提出的应时之策。虽仅一人署名，但函中明言“我等”，则代表胡适观点无疑。

    卢沟桥事变后，在对日态度上，国民党和知识阶层人士分为和战两派。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认为中国国力衰弱，与日本作战必败，极力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