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苏云 等

    漂泊的云

    很多知道我身世的人，多少觉得我的经历有点不一般。我时常想，从某种角度，我与父亲项英，我们两代人的经历，其实也正是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那些不平常岁月的一个缩影。

    我人生的记忆是从上海劳工幼儿园开始的，那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一个孤儿院。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岁，我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前叫什么名字。因为在孤儿院里长大，所以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像我身边的那些孩子，所以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凄惨。

    关于我的身世，我也是长大后了解的些许零碎片断：我1931年出生，妈妈生下我不久就把我托付给别人，自己离开上海去苏区找爸爸。有一年，我碰到徐明清阿姨(注：前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观澜的夫人)，她说她在上海时帮妈妈带过我，妈妈离开后，她把我带到了浙江，把我交给在浙江的地下党林迪生(注：前兰州大学校长)。可是大家也没办法养活我，最后只好把我送到陶先生的孤儿院里。

    “苏云”的名字还是陶行知先生给取的。陶先生的孤儿院开在上海英租界，可能觉察到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英国人不让他再办下去。孤儿院要解散了，我记得女老师把我送到陶行知先生的家里，坐了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陶行知是名人，他不能一天到晚带着我。陶先生曾在江苏淮安创办了一个新安小学，新安小学一位叫郭青的老师到上海来办事，陶先生便让郭老师把我带到新安小学。郭老师问：“孩子叫什么？”陶先生想了下说：“叫苏云吧，在江苏飘来飘去的一片云。”从此我便有了一个正式名字：张苏云。我也不知道陶先生为什么让我姓张，可能觉得张姓比较普遍吧，“项”还是太引人注目一些。现在回想，陶先生应该知道我身份的。我记得陶先生很郑重地嘱咐郭老师：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好。郭老师对我这个无名无姓的孩子心里没底，很紧张地问：“出了差错怎么办？”陶先生说：“你只要尽力而为，出了事你不用管。”

    新安小学的校长叫汪达之，他把大一点的孩子组成新安旅行团，到各地演出宣传抗日。汪达之校长写信告诉郭青老师：形势很紧张，你带着张苏云去西安吧———除了我之外，学校还有一名孤儿，但汪校长只让郭青老师带我一个人走。

    郭青老师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他带上我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再换乘驶往西安的列车继续前行。我记得，车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在风陵渡的日军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响动。火车在黑暗中疾驶，所幸冲出险境。我们到达西安，在西安住了一个月后，郭老师身上没钱了。他告诉我，某学校有个孩子剧团，想把我送到那里，然后自己找个教书的地方。正在商议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