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展

    如果要给这个古老帝国的开放历程，找到一个象征性起点的话，那么1862年是恰如其分的。这一年的6月11日，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踏进了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的总理衙门东院，开始了他给同文馆学生的第一堂英语课。

    这是一座“按照北京标准的样式建造，地面用砖砌成，屋内的装饰也很少”，由一层平房围合而成的小院。它的前主人———大学士赛尚阿，曾是一个固执的排外主义者，他在1846年5月8日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上表示，对待外国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切断外国人可以要求中国接见的所有渠道。

    戏剧性的是，这个顽固排外者的院子里，如今成了一个课堂，十名年龄约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将要学习的内容，正是赛尚阿所鄙视的“夷语”，这位因处理太平天国问题不当而被革职的大学士，可能更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教“夷语”的老师，并非被外人强迫，而是由他的同僚们主动高薪请来的。

    如果说，这个院子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一定不是建筑上的，而是它的前后主人们对待外来者不同的态度，当这些说惯了“京片子”的幼童们，开始大声念起诘屈聱牙的“爱皮西提(abcd)”时，这个国家的心态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始于1862

    也是在1862年，12月11日的《上海新报》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启事，启事上说一名来自英国的巴先生，将在“石路松风阁间壁靖安里刘宅”设馆招收学生，学习“英字英语”，这也是上海第一所民间性质的英语培训学校。

    现在还无法推断当时到底有多少人看到了这则“发行量从未超过400份”的报纸上的招生启事，但这个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从创刊之日起，就是面对上海商业界的华人精英的，招生启事刊登在这里，显然是提醒他们该为自己孩子的未来考虑考虑了。

    但有一些人，根本不用报纸提醒，就已经觉察到英语的重要性了。1862年，自浙江定海来到上海的14岁少年朱葆三发现了一个现象：凡是那些操着洋泾浜英语，能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收入总是比普通人高一些。这个当时还在一家名叫“协记吃食五金店”当学徒的小伙计迫切地想掌握这门技能，但他每月只有五角月规的收入，根本上不起英语培训班。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隔壁店铺伙计在念英语，于是朱葆三毅然将自己的月规钱全部给了这个人。此后，每天晚上朱葆三来此和这个人学一小时英语。这位后来的上海总商会会长，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当时自己的这笔投资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凭借着一点点学来的二手“洋泾浜英语”和珠算知识，朱葆三在两年后就成为了“协记”的总账房。

    类似经历的还有叶澄衷，这个常年在上海外泾桥边摇橹，向洋人贩卖杂货的小伙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