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声

    近日购得程巢父先生《思想时代》一书，书中收录专论陈寅恪、胡适及储安平的文字近二十篇，都不是一时应景之作。其中更多的篇什是在为胡适“辩冤白谤”。如《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辩证》一文的最后，程巢父先生称赏自己的朋友、长年研究胡适的学者耿云志晚近为《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所写的序，说耿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胡适年谱》、《胡适论稿》，观点不免很“左”，多不足道，但晚近的工作，意义则大不同：“当研究工作逐渐深入以后，他就转变为一个学风务实，在胡适研究领域纠正片面性，处处为胡适‘辫冤白谤的人。”既以直道、诤言表明自己不违古之为友之道的立场，又为朋友身上体现出来的服膺真实之心终于挣脱意识形态成见的屏蔽而由衷欣喜。接下来，他还说了这样几句很有人情味的话：

    这说明，一个原本具有良知的人，多读胡适的文字，可以洗涤“左”的污染，恢复理性。克服乖张的心理，在治学上趋向纯正。我相信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心。这就是我为他辩白的初衷。

    我很欣赏程巢父先生在为胡适作“辩冤白谤”的同时。也明言胡适不是完人，胡适也是可以批评的，只是必须切中肯綮的话。那么，谨遵《诗经》“执柯伐柯，其则不远”的古义，我想就程文在重新审订林损怨怼胡适这桩陈年公案中，判定林损应负全责，胡适无需担责的判词，提供我的一份质疑。

    所谓林损怨怼胡适这件公案。事发于一九三○年代初，蒋梦麟出长北大，祭出改组北大的大旗，任胡适为文学院院长并兼国文系主任，致使原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林损、徐之衡三人相继辞职。林损并就此作出种种激烈对应。

    林损(1890-1940)早年受教于舅父、浙东名儒陈黻宸(介石)，民国初时年甫二十即任北大文学教授。因为资格老，又有名士气，加上爱喝酒，讲学问写文章便不免有借酒使气的地方，总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道的一批新锐和放洋归来、有留学背景的新派学者，相处得确实并不融洽。程文所引《吴宓日记》中有关吴宓受邀人住林宅后，日常生活中因受到种种匪夷所思、琐碎之至的侵扰，以致懊悔不迭的记述，以及记录在《知堂回想录》中的一段奇妙对话，都可以见出他“固执怪僻”、与人难以融洽的一面。《知堂回想录》里所记的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一天我在国文系办公室遇见他，问在北大外还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是什么功课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地追问道，林先生讲哪个人的诗呢?他的答复很出意外，他说是讲陶渊明。大家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南北朝，可是他就是这样讲的。这个缘因是，北大有陶渊明诗这一种功课。是沈尹默担任的，林公铎大概很不满意，所以在别处也讲这个，至于文不对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