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明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中国现代有名的“日本通”。他1935年出任民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是1934年到1939年间中国对日外交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熟悉诸多谈判内幕。1940年1月,他与陶希圣将《日汪密约》(全称为《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时震惊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此后,高宗武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成了“谜”一般的人物。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在此说说高宗武旅美期间的几件事,希望引起治史者的兴趣。

    一、回忆录出版的一波三折

    “高陶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颇感欣慰,称其为“浙中健儿”,并托杜月笙转交他给高宗武的一封亲笔信,对高宗武弃暗投明的行为表示欢迎,并表示:高宗武“今后如愿返渝作研究工作亦可,不过,依愚见,最好渡美考察”。高宗武心领神会,毫不犹豫地遵命赴美。1940年3月8日,化名“高其昌”的高宗武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的身份,偕夫人沈惟瑜离开香港,辗转于5月29日抵达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根据蒋介石对高“多予照拂与维护”的旨令,对初来乍到的高宗武夫妇悉心关照。胡外出演讲时,便由大使馆三秘游建文及其夫人陪伴高宗武夫妇。6月15日,高宗武夫妇迁入康涅狄克花园415号,两年后搬至Kalorama Road 1915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又迁居Van Ness公寓,过上了自谓“在简单中求安定,在苦闷中求清静”的隐居生活。

    高宗武在历史上虽然算不上大人物,但因缘际会,他得以在中日关系最敏感、最艰难的岁月充任中国对日交涉的主要谈判者,置身于时代的风口浪尖,而且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都极为密切,所以其身上负载的历史信息又是丰富而沉重的。他刚在美国安顿下来,包括胡适在内的诸多老友便劝他趁赋闲的机会,将自己对日本政治社会的认识及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经验”写出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适等人更是“大义相责”,说如果不写,将对不起同盟国及苦战中的祖国军民。高宗武无话可说,遂决心做一个“Facts teller”,书名定为《日本真相》。

    高宗武从1942年5月29日开始动笔,至1943年2月历时九个多月草成书稿,共约十五万字。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九?一八以后的中国外交方针”,阐述了从1931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国“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战略,并回忆自己所参与的历次重要中日交涉事件,如与伪满洲国的“通邮事件”、成都日本领事馆事件等等;第二部分“日本制造傀儡政权”是全书最富史料价值的章节,高宗武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托,对汪精卫投敌的心理过程和具体环节,对“高陶事件”始末,对自己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等言之甚详;第三部分“日本内幕”则是他长期研究日本政治和社会的心得总汇,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政治史和民族性格颇多个人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