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与胡风之间,存在着一个枢纽式人物,他就是在中国文坛长期居于长官地位的周扬。

    对于周扬,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没有给予他的作用以足够的评估。如果认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把鲁迅看作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的话,那么周扬则是另一位旗手。他们处在各自不同的方位上。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还曾把鲁迅喻作“独立支持的大树”,对鲁迅来说,其实这是比“旗手”更为合适的。

    鲁迅是一位平民作家,无党派人士,自由撰稿人;周扬自任“左联”党团书记开始就以文艺领导人和文艺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出现。鲁迅的创作始于五四前后,那是中国现代思想解放的发轫期;周扬作为一颗政治文化新星,则升起在另一度思想空间:1930年代为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由于环境恶劣,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也不得不采取地下斗争的方式。鲁迅坚持“艺术为人生”的道路,致力于暴露社会的黑暗和底层的疾苦,文学思想基本上属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血统,但也汲取了世纪末现代主义的美学成分,形同铸剑,熔冶百家而锋棱乃见。周扬的文学理论,则主要来自斯大林-日丹诺夫主义。他一贯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到了延安以后,坚持创作内容以“歌颂”为主,用鲁迅的话说,即“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做“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语言形式相应主张大众化、低俗化。鲁迅也曾把自己早期的部分文字称为“遵命文学”,但他所遵奉的,是那时的战斗的前驱者的命令,正如他所说,那是他“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所以,他是不惮于单身鏖战的,但因此也就常常有“独战的悲哀”。周扬不同,他是有组织的:1930年代的“左联”,1940年代的“鲁艺”,1950年代以后,身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而当年培养的部属和学生也都一跃而成新中国的“文艺骨干”了。鲁迅的存在,全凭个人创作的实绩;所谓“鲁迅精神”也者,其实也都在文本里面,此外一无所有。而周扬,虽然在文艺理论方面毫无创造性可言,但毕竟先后作过众多纲领性的报告;他完全可以用遍布全国的庞大的文艺队伍,加以如此理论造就的不可数计的文学作品,来炫示他的政绩。中国政治文化环境的独特性和多变性,毕竟给思想—人格的结构功能和文化价值带来很大的差异。如果对未来的潜在影响可以存而不论,而专就过去几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影响面而言,鲁迅是远不如周扬的。

    长期以来,鲁迅是被偶像化了的。在延安,鲁迅一方面被当作“现代中国的圣人”受到崇奉;而另一方面,他的文化批判的原则,以及贯穿这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却为新生的革命政权所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