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零

    废物点心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刺啦一划，着了，点完还等什么，一甩手就把它扔了。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

    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晓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迭之子，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有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1968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