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前辈、吴郡乡先贤姚苏凤先生(1905-1974)对我谈起他和夏公(夏衍)的交谊，已经比较晚了，那是在60年代前期，《中国电影发展史》刚刚出版的时候。我登门造访，他从书桌上拿起这部书，说：“总算买到了。”露出高兴的神情。爱买书本是书生常事，何以如此大喜过望呢?大约是他觉察了我的大惑不解，便说：“我和夏衍在电影公司共过事，还约他在《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上写稿子。后来国民党要抓他，我从潘公展那里得到了消息，通知他避开了。——这是跟你随便聊聊的，不足为外人道。”

    既然“不足道外人”，我就不便多问，因而连“通知他避开”的时间、地点也不曾问及。这倒不是我谨守“交浅不应言深”之义。事实上，深交固然够不上，但是承蒙不弃，他以忘年交视我，也不算怎样泛泛了。当时，我理解他的意思：这类事情，还是谨言为是，免得别人以为自吹自擂。

    从我和他的交往中，确然不曾听到什么自吹自擂的话。近些年人们喷啧称道的往事他自己一次也没有提及。倒是他的不光荣史，说了又说。我已记不清何时开始来往的。建国初期，他在《新民报晚刊》(今改名《新民晚报》)上主编《新评弹》，我投过几篇稿，其时我在无锡，尚无识荆的机缘。1955年。该报第五版上有个不起刊名的副刊，我又投稿：不久见面，才知道他是编者，只是记不起初识是在哪年哪月了。总之此后有多次晤面，谈文墨上的事情并不多，闲聊倒不少。他曾掏钱请我听过几回书。有次在老西门听书散场，又邀我吃夜宵，说：“这一带我很熟，30年代我在伪教育局当督学，就在这里应卯。督学，哈哈，我督什么学。”还有一次，不知怎么一来，谈起潘公展，说：“我是国民党员，潘公展手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