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杨 范 泓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大规模介入现实政治，虽与国势阽危、救亡图存这一特殊背景有关。却也反映出当时的“知识群体”，“他们以一种特有的敏感体验到自己祖国的命运”(雷蒙·阿隆语)，抱有传统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以及“舍我其谁”的救世心态，不惜与权力发生联系(影响国民思想、干预国家政治运行)。从而彰显其人格上的某种魅力。但若深入到历史细节中或可发现，当时从政学人“思出其位”，因缘各异，事功亦大相径庭，如陶希圣就是一个显例。他是北大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主任，创立了著名“食货学派”，在平津学界已获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之所以一夜之间离开北大校同。实与他本人那个“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有关。陶希圣是被最高当局亦即蒋介石直接选中的，尽管当时感到“很惶恐”，却又不得不作出“顾此失彼”的一个选择。

    关键时刻政治上“走失”

    1937年12月，陶希圣奉命从南京前往湖北。

    他搭乘“龙兴号”溯长江西上，抵汉口后，再转武昌，这时他的家人已从北平逃出来到武昌。陶希圣是湖北黄冈人，对这里的一山一水并不陌生。其时陈立夫已为他下达组织上的交待，吩咐湖北省党部等组织直接听命于他，其中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表演讲。他除了在湖北省党部汉口青年团等组织进行演讲之外，“接着在粮道街中华大学、昙花林华中大学及其他学校，演讲多次，或明示、或暗示，对中共作观念上与思想上的斗争”。从这个细节看，陶希圣从政后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为当局意识形态在作辩护。不久，国防参议会迁往武汉。陶此时特别反感有人提出“联合政府”这一口号，甚至与人交谈时也不加掩饰。有一次，北平中国大学的左派教授马哲民来见他，两人是老乡。陶则对他说：“你在北平一口黄冈话，到了武昌义是一口京腔。腔调都变了，是不是联合政府快成立了!”马闻之不悦，站起身来就走。以陶的书生性格，理应不至如此。可见当时政见上的分歧，受到党派与理念的影响，相当对立甚至激烈，否则在日常交往中不至于这样“剑拔弩张”。

    这时汉口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开过，蒋介石被推选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总裁名义很大，有如总理”，所谓“名义”，无非就是权力。如上所述，在汉口成立的艺文研究会，实际上是国民党在文化宣传上的一个别动队(陶自语)。不过，其主要负责人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高宗武等均为当时“低调俱乐部”成员，这些人与蒋与汪在政治上有着一种复杂的公私之交。这一事实。在后来所演绎的故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出现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原为邵力子，后来是叶楚伧，副部长是周佛海。周为人豪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