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1957年7月毛泽东与罗稷南有关鲁迅的谈话,是《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笔墨最少而其重要性却丝毫不减的一节文字,也是海婴先生犹豫再三而最终采取对历史负责态度的表现。既然如秋石先生所说,“文革”期间“听说过类似意思的人”就已“成千上万”,而且直到后来还在不断流传,为什么不能严肃认真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说海婴做这件事有缺点的话,那是在于对某些细节(如罗稷南的籍贯、卒年与当时座谈会日期及参加人员中有无周谷城)缺少必要的核查。不过只要作者忠于当年毛、罗对谈的基本史实,应该说就已做出了贡献。对此事有所质疑,自然是可以的。但如果仅仅用1957年3月毛泽东的讲话去否认四个月后毛、罗答问的真实性;或者以海婴先生叙事中存在某些细节出入为由去推断毛、罗对谈之不可信;这种方法却未免过于简单。不幸,秋石先生的文章恰恰存在这类毛病,他以细节出入为由根本否定毛、罗对谈的可能性,说什么“既然不是‘老乡聊聊,自然也不存在假设的‘老乡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这个‘具有潜在的威胁性话题的可能了。真是武断得可以!

    其实,海婴披露的1957年夏毛、罗答问决非“孤证”,更不是有人所谓的“秘密谈话”。这一谈话虽然由当年听过罗稷南面述的贺圣谟先生在1996年才告诉海婴,但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亲耳听过罗老讲述的,并不止于贺圣谟一人。王元化先生由于同罗老的亲密关系,就曾听他讲过。另如罗稷南(本名陈小航)的侄子陈焜先生,早在2002年8月济南出版的《老照片》第24辑上,就发表过《我的伯父罗稷南》一文。文中说:

    1957年7月,我在北京读到过报纸以头版头条报导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一些人的消息,看见罗稷南也列在被接见的人士中。1960年,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养病住了几个月,听伯父讲过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给他。毛主席看了名单,就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