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 张冠生

    沈昌文自谦并非知识分子,但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故号称“知识分子”。

    1950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在上海招收校对员,要求具有大学二年级的程度,我们几个同学就去了。考取之后,有人事干部找我谈话,说:你要到北京去,我们有十个名额是为北京代招的。这样,1951年3月24日,我就到了北京。十个人里边,其他九个都是正规大学出来的,就我一个是冒牌的,不正规的,勉强算是个大学生。

    所以,到了北京以后,我就按照非常正规的样子生活。我跟他们在一起,一起做校对,同时我还在继续自学俄语。为此,我又进了北京中苏友协的俄语夜校。那里跟我最要好的同学,是张治中的女儿,叫张素端,跟我非常熟,非常好。每隔一些天,就到她家里去一起补习俄语。他们家在新开路,那儿有一座小洋楼,是他们家的住宅。她会组织很多活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她就组织一些学习俄语的活动。

    接下来,就到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了。在运动里,我比较积极,有点过于积极,第一次投入政治运动,很努力地参加。就这样,我的地位似乎不错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打击,又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在杨绛以后的小说里叫“洗澡”,我们当年叫“忠诚老实运动”。

    既然讲忠诚老实,就要交代历史。我又忠诚,又老实,我是全部交代,把我过去的历史全都交代了,包括解放前为老板造假账的事情,也全部都交代了。于是,人民出版社人事部门的领导说:这个人不适合再留在北京,要让他回到上海去,等于要辞退我了。那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悲哀,等于以往全部的努力都白费了。

    这时候,我的小聪明又起了一点作用。我俄语已经学得不错了,又翻译了一点俄语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到1954年,我又出了一本书,叫《出版物的成本核算》,搞出版的人不会俄语,会俄语的人谁也不懂那些出版的行话。我就在这个圈子里边嘛,我懂嘛!我又学了俄语,又学过会计,又在出版界工作,就把这本书翻译出版了。于是,我们的老领导王子野,包括范用,特别欣赏我,说:这个人不能走,他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下子我的地位就高了。

    王子野不断地把我的东西推荐发表,而且在1954年8月份把我调去,做了他的秘书。我的地位更高了。接着,我又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这以后,就一帆风顺,没有再受过大的挫折。当然,被人批判是“白专道路”啦,去干校劳动改造啦,等等,那是有的。但是因为上边有保护伞了,就没有特别被打成问题特别严重的人物。

    过多少年后到“文革”的时候,批判林彪的“急用先学”,我跟人说过,其实我是最早“急用先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