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刘辉

    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王实味首当其冲,因《野百合花》等文而遭到大批判,被强扣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等弥天罪名,而其人其文在国统区一时广为传播则是国民党相关新闻机构和媒体借此来“宣传”延安边区的“黑暗”,以达其政治目的。王实味的冤狱和被处死的可悲结局,中共相关机构及其领导人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国民党的大肆宣扬客观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42年3月13日,王实味在延安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6月20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刊出《延安文艺界座谈会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消息,短短3个月,王实味由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成为人人唾弃的“托派”罪人,旋即又被罗织“反革命集团首领”等几项罪名,成为“整风运动”中被批判、整肃的对象。此即“王实味事件”或“《野百合花》事件”。同时,这一事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也引起了相关媒体和舆论的关注,本文关注的是王实味及《野百合花》在国统区的传播以及被国民党“利用”的问题。

    一

    首先提到被“利用”的是当时批判文章:“《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广为宣传,当作反共工具。”有研究者依据所看到的档案材料,认为“恰恰是范文澜那篇批判文章及周文的批判文章才引起国民党有关部门对王实味的注意,而其时已是在大规模地批判斗争王实味结束之后的事了,谈不上‘立刻,至于范文中所说王实味的文章被敌人利用不知所据为何”。该研究者还写有《〈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仍就此而论,其立意在于披露“那些亲自操刀上阵的作家们,是如何地颠倒黑白、翻云覆雨了”,表达“对王实味无限上纲、严加挞伐”的义愤。随即有人对在王实味大批判中“预支证据”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也许是过于敏感了,其实,“利用”问题在批判王实味中,其利用价值及影响微乎其微,大批判和定“罪”所依恃的无非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欲加之罪,而随着《野百合花》在国统区的传播日广,最终对王实味的悲剧结局却有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国、共双方是因共御外侮的民族大义而再次走到一起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承认了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但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双方本来就脆弱而微妙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军事摩擦与舆论宣传的交锋伴随相生。实际上,国民党当局从来没有松懈过对延安的关注与“宣传”,各种反共小册子时有发行,笔者所见即有《速写陕北九十九》、《陕北剪影》、《陕北轮廓画》、《陕北鸟瞰》、《中共内幕》等数十种。而伴随“关注”的是对延安相关动态及时收集和评判。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标志“整风运动”开始的《整顿党风文风学风》的演说,不到一个月国民党新闻机构即有报道:“最近毛泽东在一个学校开学典礼席上发表了他的‘三风主义,即‘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法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八股主义,整顿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