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骏

    67家出版社出版的175套教科书,学校可以随便挑选适合自己的。

    这在3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那时,拥有一本教科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一些学生参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即因为没有合适的教科书而落榜。

    那时仅有的教科书中,孔子以反动思想家的面目出现。

    “文革”结束后,国家专门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班子重新编写教科书。如今,在中国古代史中,孔子成为了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30年中,教科书几经嬗变,如今正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没有课本的日子

    1977年的冬天,高三学生于红艳和姐姐抱头痛哭。姐姐一边哭一边指着书架上的一堆“课本”告诫于红艳:“这些东西根本没用!”

    在“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中,姐姐落榜了。为了帮助女儿复习,于红艳的父亲托人四处收集了几乎各科的教科书。

    这些由各地“革委会”自定自编的课程和教科书,封面上无一例外都是革命领袖的“最高指示”,无论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地,大段语录和套话均占据了正文的大部分,真正的学科内容非常少。

    在于红艳的印象中,物理教科书被简化成了“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教科书则简化成了“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头猪”。

    姐姐放弃了继续参加高考,顶班进入县城的造纸厂当了一名工人。这对于红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上大学同样也是她的梦想。

    最终,还是于红艳的老师翻出了自己上世纪50年代末上大学时的书本,从中摘抄了一些要点,用蜡纸密密麻麻地刻了几页“复习提纲”,权当教科书。更多的内容,老师会板书在黑板上,于红艳和同学的课余时间,就是在不停地“抄书”。

    凭着刻印和手抄的“教科书”,于红艳在1978年的高考中,考取了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

    进入大学后,于红艳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师范生补贴,在大学的书店里一口气买了20多本教科书,寄给自己的高中老师和落榜同学。

    当时,距离于红艳最近的一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这套教科书“文革”后不久就被停止使用。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全国的中小学生都遭遇着和于红艳一样的尴尬,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

    编写新教科书

    于红艳并不知道,在她为教科书发愁的时候,一个由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正在进行。这实际是一个编教科书的临时集体,承担着1978年版国家统编十年制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研制、编写及出版。

    年近不惑的王宏志被从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组征调回这个集体。1961年她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人教社,编写了“文革”前的历史教材,主要编写小学中国古代史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