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中国人不是现在这样。

    那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能穿牛仔裤，不能跳交谊舞，不能听邓丽君，不能打麻将;如果没有县团级以上单位证明，不能坐飞机，也不能坐火车软卧;没带结婚证，两口子不能在旅店住同一个房间;没有粮票和布票，有钱也在市场上买不到粮食和衣料;没有一定的级别，看不到还是“内部刊物”的《参考消息》。那时候，人们还习惯于在一个单位当一辈子螺丝钉，他们从未听说过“跳槽”这个词;大多数中国人还从未离开过自己所在的地市，他们一生的向往，仍然是去北京看看天安门……

    1978年，以那次著名的会议为标志，这个国家开始了斗转星移的变化。但于9亿中国人，那次转折的影响，需要更长时间，甚至三十年才能更清晰地观察或体会。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普通人感受到的改革气息，或许仅仅是将直发烫成卷发，给自己的衣服添加一道花边，心情好的时候，可以走在路上哼哼新学来的流行歌曲，少许的情侣，会趁旁人不在的时候轻轻交换一下眼神或碰一下手……

    那只是人的基本欲望的一次次流露，人的基本权利的一次次争取。但正是这一股股青萍之末的微风，吹动着这艘巨大的航船前行的风帆。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三十年，既是改革开放史，也是人的解放史，或者说，是解禁史———我们的现在，正来自于身上的禁锢一次次脱除。每一次解禁，都意味着国家和国人又前进了一步。那么，回望来时路，我们怎样经由那一个个脚印走到了今天?

    【一、1976年:一个公民的个人生活】

    到了1976年以后，特别是在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官方的政治舞台上的潮汐风云，与民间的觉醒汇在一起，共同把毛泽东渐渐从神还原成人。在那个时候，参加“文革”结束后的第二次全国高考的陈京生没有意识到，对人的真正解放，其实才刚刚开始。

    1976年的时候，22岁的北京青年工人陈京生觉得，天塌了，地陷了，世界整个翻过去又翻了过来。

    9月9日的下午4时，广播里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一时间，她所在的工厂里，许多老工人痛哭失声，有的人甚至哭得当场晕倒。陈京生觉得心里很紧张:如果自己哭不出来，岂不是显得对毛主席不忠?她打心底里是忠于毛主席的，她真觉得中国没有了毛泽东，前途不堪设想，但就是哭不出来，心里万分惭愧。

    工厂的食堂被布置成毛泽东的灵堂，有工人们轮流日夜守灵。家里的盆花，已经被父亲搬走，去布置他们单位的灵堂。不知道当时的北京究竟有多少个毛泽东的灵堂。对毛泽东的追悼，在9月20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达到了最高潮。陈京生记得，当主持大会的王洪文宣布向毛主席遗像“一鞠躬”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