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研究戊戌变法，大都以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康南海自编年谱》等作为理论依据。可是，纸里包不住火，随着史学家的考证深入，康有为篡改、编造历史文本的问题逐渐被证实。

    岁月如刀，它能够一层层剐去作伪者脸上的油彩，戳穿其精心编造的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对于康有为为人奸诈的性格，前辈人早有过多次揭露。乔大壮(1892-1948，四川华阳人)是鲁迅欣赏的书法家，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办公室内，他曾与鲁迅对桌办公达4年之久。生前，他讲过这样一件奇闻:

    郑文焯(1856-1918，辽宁铁岭人)，“清季词学四大家”之一。1918年在苏州逝世。康有为得知郑家珍藏着许多宋版书，十分眼热。当时，宋版书的价格是一页一两黄金。一天，他乘郑公子不在家之际，打着悼念老友的旗号，到郑家吊孝。一番哭鼻子抹泪以后，他才对郑文焯遗孀说:“文焯先生生前答应要送给我几部书，现在他走了，我今天特地来取，好拿回去作终生纪念。”看到大名士康有为这么重情讲义，郑太太没有多想，就打开书橱，让他自取。康有为一点也不客气，连忙挑了几部，便匆匆离去。不久，郑公子回来，闻讯后，连呼上当。他立即找到康有为，希望讨还珍贵图书。但康有为却是个明白人，没等郑公子开口，就一把拉住他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讲述自己与郑先生的友谊，还好吃好喝地款待郑公子，弄得郑公子根本不好意思启齿要书，最后，只得空手回家。康有为的表演功夫，可见一斑。

    而在戊戌变法研究中，对康有为等人沽名钓誉、伪造历史的真面目进行深刻揭露，却是近些年的事。比如，姜鸣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中考证，《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各地举人(即公车)上书31件，签名者多达1555人次;京官领衔上书7件，签名公车135人次;梁启超领衔上书不过一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