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河北省文联主办的《河北文艺》第6期，在比较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一篇短评《“歌德”与“缺德”》，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不同观点争执不下，甚至上升到政治高度，打起“棍子”、戴起“帽子”。在此情况下，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出面平息了这场争论，将之引导到健康的文艺批评的道路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歌德”与“缺德”》的面世，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文艺界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当时，由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登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引发了一场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应不应该“暴露”、能不能揭露社会“阴暗面”等问题上，而且争论日趋广泛，进而出现了关于“歌颂与暴露”、“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导火线是1979年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的《向前看呵!文艺》一文。这篇文章把揭露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分成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揭露“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的人的悲惨遭遇。称这三类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广东文艺界就此展开讨论，并很快越出广东，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同月《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指“四人帮”为推行其政治纲领而炮制的文艺作品)。1977年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曾指出:“四人帮”抓的文艺，“以写所谓‘走资派’为名，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工具论”，但也引发了人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等问题的质疑，所以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各种争论相持不下，终于由于《“歌德”与“缺德”》一文(以下简称“歌文”)的发表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

    “歌文”中心思想是说，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视为“缺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