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在“三面红旗”指引下，物质生产大跃进、放卫星的同时，一场“新民歌运动”也狂飚突起，横扫中国大地。从当时的报刊中可以看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文联，纷纷发布征集“新民歌”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甚至制订计划，下达指标，要求像完成钢铁产量和粮食征购工作一样，完成“新民歌”的征集和创作任务。于是，“上至八十三，小至手里搀”，数以亿万计的民众被卷进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新民歌运动”，涌现出的“诗人”数量之巨，令人瞠目结舌:石家庄地委提出“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有的地方更提出“县县要有郭沫若”，甘肃省产生作家的规划是半年五百名，一年二千名，三年一万名，而湖北省红安县一县就爆出了一千多位民间诗人，江西省涌现出群众创作组织山歌社五千多个，四川省有二万二千多个创作组，湖北省更胜一筹，创作组达二万三千多个……但是与山西省相比，他们都还要算“保守派”，山西的口号是一年里要产生三十万个李有才，三十万个郭兰英。真可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国荣膺作家、诗人桂冠的人数，也由一九五七年的不足千人，“跃进”到一九五八年的二十万人。

    “诗人”、“作家”如此之多，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也不会少。在“文艺也要放卫星”的号召下，有一人一年写一千多首的，有一家半年写数千首的;素有“民歌之乡”之称的江苏省常熟县白茆公社，参加民歌创作的有五千多人，超过总人口四分之一，共创作民歌八万余首(见路工等编写《白茆公社新民歌调查》)，常熟全县则达四十三万首;被誉为“文化大普及的红旗”的安徽省巢县司集乡，参加创作的有一万三千多人，占全乡人口百分之六十五，至一九五八年八月已创作二十一万首民歌，开了“创作誓师大会”后，保证到年底要完成六十万首;同年十月，安徽省肥东县已创作民歌五十一万首;上海市出现民歌一百多万首，山西某县送到省文联的民歌有一大车，称出重量四百六十斤，广东番禺县举行丰收庆典，农民把民歌一担一担挑到广场上，汇成“诗海”(以上均见天鹰《扬风集》);呼和浩特市决定三至五年内要生产五十万吨钢，搜集五十万首民歌，内蒙古自治区则要求在五年内搜集一千万首民歌;陕西省长安县二十多天写出民歌三十多万首，而南京市在五十天中产生民歌一百三十余万首，陕西省绥德县在二十五天的“赛诗大会”中，就赛出一百五十万首;河南省不完全统计有创作组三万余个，创作民歌数千万首，仅许昌专区就达三百余万首;因“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而做检讨的河北省委，发起创作一千万首民歌的运动，哪知保定一个地区就完成了这一指标。

    如海啸般喷发的民歌创作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