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骤然热起来。我在整理和谢导谈话的录音，同时翻阅一些“文革”期间的资料。在这些资料里，我看到的是苦难、愤怒、控诉，满纸血和泪。

    “文革”初期，在红卫兵“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三名三高”(名导演、名编剧、名演员;高薪金、高稿酬、高奖金)的口号下，拍过“特大毒草”的谢铁骊自然被打成了黑帮，关进牛棚。他的长兄谢冰岩、好友陈怀皑也都被打成了反革命。我以为会在谢铁骊那里听到同样的控诉，但是没有。相反，在他的描述中，一切不过是一场闹剧。

    烟

    拍完《千万不要忘记》之后，我接到一个任务:拍摄《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拍了将近一年呢。是周总理提出让拍的，两个摄制组分散开来拍，拍了许多珍贵的资料，邢燕子、侯隽、董家根都有，我跑到邢燕子那个地方去待了好几天呢。南边到海南岛拍那些女知青下海去捞海里的动植物。拍纪录片，要跑很多路，要等。素材很多，回来要挑选。那个时候拍纪录片用胶片，还没有电视摄像机。然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就把我们这些黑帮揪回来，不能拍了。

    我从18岁的时候开始抽烟，后来我抽得比较厉害，一天要一盒。“文革”前我出去拍外景，箱子里就要准备三条到四条烟，前门、恒大、牡丹这些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拍《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艺术性纪录片时，那一阵子咳嗽得厉害，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不能抽烟了。我说好吧。我就决心不抽了，戒烟。我也没有发表宣言，我也没有把剩下的烟扔掉或者把打火机送人什么的，这些举动都没有。我自己很坚决，决定一口也不抽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我一口烟也没有再抽。我就知道，一抽就容易上瘾。现在我看别人抽烟，我没有想抽的感觉。

    我戒烟后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集中了，在社会主义学院集中，那个时候，高层的文化人士都去了。像夏衍、李伯钊等，都在。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成荫就因为抽烟这个事，还被批斗一通了。都弯腰嘛，一弯腰，成荫的烟就掉在地上了。红卫兵问他:“抽什么烟?”是一种很便宜很次的一种烟，红卫兵捡起来一看，是前门烟。就为这个红卫兵又斗他，还甩他两皮带。我省事了，我反正也不抽烟。这些红卫兵有我们厂里的，也有外地的，哈工大的红卫兵也来过我们厂。

    倒 煤

    “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我住在西交民巷，有一天突然听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厂。宣布我们这些人都要进厂住。把我们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我一看，哎哟，连夏衍同志都在那儿，李伯钊、夏衍，都在，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要在我们文艺上怎么来检查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但是在这儿学习不久，就告诉我们回厂。回厂好了，就成了一场闹剧，都给我们糊的高帽子，身上穿着纸衣服，挂着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