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喜欢盖棺定论，但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放在大哲学家冯友兰身上，便显得难度重重。冯友兰在生前就是大受争议的人物，其身后是非也一直延绵不绝。这种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因为冯先生一生苦难而传奇的历程，以及其在各种事件中所作出的反应，在一些学人尤其是港台以及海外学人看来缺少气节，甚至因此影响到对于冯先生的学术评价。举个最近的例子，便是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关于冯友兰的评价:“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另一个层面，因为冯先生的哲学贡献以及其无人能出其右的学术影响，并认为是中国哲学界的旗帜性人物，由此衍生出来对于冯先生的崇拜情结，认为冯先生完美。其实，关于冯友兰的评论，还是他的女婿蔡仲德先生的看法最为持中，蔡仲德把冯友兰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建立自我”，第二个时期是“失落自我”，而第三个时期是“回归自我”，认为冯友兰的思想历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缩影，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有典型意义。

    而对于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来说，或许这一切都不重要，他用两副对联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其一是“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另外一副则是:“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前一联说的是自己的学术著作，三史分别是《中国哲学史》上下卷(1933年)、《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中国哲学史新编》一至七册(1980-1990)。其中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既是冯友兰个人的成名之作，也是我国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之作;六书则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些著述形成了冯友兰的哲学体系，给他带来了美好的声誉，奠定了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界不可动摇的地位。冯友兰在20世纪40年代，运用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出版的《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