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遗札,十四年后送达上海
张爱玲生前拟付邮寄往上海的一封感谢信和赠送收信人的一只小钱包,在相隔漫长的整整十四年之后,终于安妥地送达收信人之手。这不啻是一个张爱玲式的“传奇”,令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却又那么真实,那么温馨,不仅深深感动了收信人,也提醒我们对张爱玲晚年生活和心境有全面认识的必要。事情的经过需回溯到2008年十二月二十日。我意外地接到一个电话,一位陌生的刘晓云女士,因为我是“爱猫族”,编选过《猫啊,猫》一书,向我详细通报内地不断发生的虐杀猫狗的悲惨事件,建议我给予必要的关注。通话结束前,她顺便提到了十六年前的一件往事。张爱玲把她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对照记》委托台北皇冠出版社编辑方丽婉女士寄赠我时,也委托方女士寄赠她一册。换言之,当时内地收到张爱玲赠书的并非我一人,而是她与我两位。
我的已经有点模糊的记忆一下子被激活了。她的话使我想起了当年与张爱玲姑父李开弟先生(1902-1997)一起度过的许许多多愉快的下午,想起了李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过他的这位爱读张爱玲的“小朋友”。但我从未与刘女士谋面,不知道她也收到了张爱玲的赠书,也没想到她已成为热诚的义无反顾的动物保护志愿者。查我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在张爱玲逝世后所作的《天才的起步——略谈张爱玲的处女作〈不幸的她〉》“附记”,我收到张爱玲赠书时在一九九五年春节前夕,是年大年初一是一月三十一日。由此可以推断,张爱玲传真方丽婉女士嘱寄赠书给我,当在一九九五年一月初前后,刘女士收到赠书应该也在同一时间。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下面还会提到。
如果说刘女士这次与我联系纯属平常,那么接下来的戏剧性进展就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了。今年一月十四日下午,我乘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站”启用仪式之便,由马家辉先生引介,专诚拜访宋淇先生公子宋以朗先生,得到以朗先生的热情接待,有幸浏览了他保存和整理的丰富而又珍贵的张爱玲资料,包括各种中英文手稿、信札、剪报和相关证件等等。以朗先生友善,还复印了张爱玲未能完稿当然也没有发表的散文《爱憎表》手稿首页赠我,张爱玲此文与我有关,是为我当年发现了她中学毕业时的“答问”而作。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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