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与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从来没有交集过，他们之间只有短暂的平行。于会泳生于1925年，死于1977年，算是英年早逝;后者则生于1902年，死于2003年，真正叫长命百岁。于会泳以八个“样板戏”的首要功臣享誉华夏，里芬斯塔尔则为世界电影史贡献了两部非凡的、史诗般的电影巨制:《意志的凯旋》和《奥林匹亚》——就在苏珊#8226;桑塔格对里芬斯塔尔的电影进行严厉批判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甚至是迄今最伟大的纪录片”，足见里芬斯塔尔的高妙。

    为什么把这两人放在一起比较?谈到中国京剧史，就不能不谈样板戏，也就不能不谈于会泳;说到世界电影史，提及纪录片，更无法回避里芬斯塔尔。他们同处大叙事的历史背景之下:文化大革命和希特勒极权统治;他们的作品是极权时代的产物，并且不同程度反映了极权主义的意志，因而具有历史性;同时，他们本人也都为极权统治效过力。当然，这两人又有巨大差异，不仅从生平，反映在作品上更加明显。希望通过他们之间异同比较，多少揭示一点极权与自由对艺术和人生的影响，进而对我们自身的未来以及艺术创造有所警示。

    改变人生的信件:生平与职业

    改变这两人一生命运的与各自的一封信有关。先看于会泳的。

    1947年3月正处内战时期，于会泳所在部队文工团遭到国民党部队围攻，战况需要文工团疏散，年轻的于会泳不知是否还能活到战后，他的手头刚好有一包部队分发的物资，他打算，如果自己死了也能给母亲留下一点“遗产”，于是他写下这样一张纸条:

    “蒋军兄弟们: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地址)。”

    于会泳首先没有把纸条交给“蒋军兄弟”而是询问文工团领导这样做是否可以，文工团领导认为不可，装起纸条。战事结束，于会泳更上一级领导得知此事十分震惊，认为这是一种“变节”行为，召集全体文工团员对于会泳行为进行批判。这张主观上没有“投敌”动机、客观上也没有形成任何事实、同时表明他已经做好“牺牲”准备的纸条，没有落入“蒋军兄弟”手中，却被装进了于会泳的档案。

    里芬斯塔尔也有一封信。1932年2月，里芬斯塔尔在柏林体育馆聆听了一次希特勒的演讲，她立刻被紧紧攫住:“我似乎觉得我面前的地球表面如同半个圆球在慢慢地伸展开来，它中间突然断裂开，一股巨大的水流从里面喷射出来，喷射的强度足以使水流直冲上天，并使地球受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