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其人

    向达是谁?恐怕今天许多人对这个名字都很陌生。笔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给杨宪益先生做口述历史时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当时80多岁的杨宪益先生多次提起他，说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最可信赖的老大哥;还说他是最有学问的北大教授、历史学家，但在文革中被整死了。

    杨宪益说向达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像一截木头桩子”，和他初接触时感到他厚重朴实，言语不多，彼此熟悉以后才发现，这个湖南“老土”尽管一副木讷的外表，骨子里却是热情如火，且为人幽默有趣。

    他们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在伦敦相识。当时，杨宪益是个刚刚考上牛津大学的新生，20才出头，而向达已是35岁的壮年人，在学术和人生经历上都颇有经验了。可是，两人在年龄和学术上的差距并没有成为他们友谊的障碍，相反，他俩一见如故。在伦敦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有钱钟书、杨绛夫妇，有日后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有北大历史系教授杨人楩和同是北大教授的俞大绂、俞大缜等一二十人，可杨宪益却和向达最要好。杨宪益说他最喜欢《易经》里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向达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人，也正是这种气度，使他在1936至1937短短一年中，以艰苦卓绝的令外国人都感到惊讶的精神和速度在大英博物馆看完并抄录了500多部被英国人斯坦因掳走的敦煌卷子，写出重要的《记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成为中国敦煌学的奠基人。1941年和1943年，他两度赴西北荒漠考察敦煌千佛洞，成为中国第一代的“惊沙大漠的拓荒者”。

    在敦煌零下二十多度、“连火都生不起”的艰苦环境下，他写出《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呼吁国民政府把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并点名批评张大千为临摹莫高窟里层的壁画而撕毁破坏表层壁画的行为，引起国人的极大反响。在向达的有力呼吁和当时的监察院长于右任的推动下，国民政府终于在1943年成立了“寓保管于研究之中”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这是中国政府开创保护国宝级文物的首例。

    最能体现向达性格的，是笔者从陈玉龙先生处听说的一件事(陈先生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秘书)。事情发生在1954年。那时向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天，毛泽东派田家英到北京大学借阅北大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红楼梦》。田家英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来到北大校长办公室，由当时的副校长汤用彤先生接待。汤先生亲自打电话给图书馆馆长向达，说明毛泽东借书之事，没想到竟被向达拒绝了。向达的理由是:善本书不能出借，这是图书馆的规定。即使是毛主席也要遵守这个规定。要用可以复印可以抄，就是不能借。事情僵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