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研究殷墟出土乌龟壳和甲骨文字为职志的董作宾，于1948年底携家随史语所迁台后，除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和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外，在朱家骅和傅斯年支持鼓动下，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大陆杂志》，并担任发行人。傅斯年临死前急着写文章拿稿费，让其妻俞大綵买棉花做一条御寒的棉裤之事，就是为这份杂志。只是当傅氏的文章发表，董作宾眼含热泪捧着稿费到傅宅奉送时，傅斯年已撒手人寰，遂成憾事。

    作为史语所所长兼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仅与妻子组成了一个小家庭(按:儿子仁轨仍在美国学习)，生活境况尚且如此，而有10个孩子的董作宾，赴台之后，一家的生活遭际就可想而知了。

    傅斯年逝世后，由董作宾接掌史语所所长一职。这个时候，董作宾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遭到自己的朋友——郭沫若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自己由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甲骨文专家，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无知无畏的“妄人”。

    自1950年起，新中国出于政治需要，开始号令留在大陆的各色人等，不论是工农兵学商，还是与国民党有过瓜葛的旧官员与自由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发展史观。这个新式理论，具体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大社会发展阶段。在坚信这个模式的同时，还必须要坚信“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这一不可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信或不信，成为检验社会内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在这样一种政治风云鼓荡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特别是下属研究人文历史科学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时代大潮的前列，为之推波助澜，并使之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无限风光在险峰”。

    于是，在1950年明媚的春天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层开始组织新老员工每天开会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据当时参加的年轻研究人员石兴邦说:“大家讨论得很热烈，郭宝钧也参加讨论，写了一篇介绍殷墟人殉惨状的文章。这是说明殷代阶级压迫残酷性的好材料，在报上发表，引起学界的震惊和重视。可是他在文末写了两句很不合时宜的话:‘事实至于遗存，推断敬俟卓识’。意思是说，我只是报导事实，至于它的历史含义，还请高明的人来论断吧。这篇报导郭沫若先生看到后，如获至宝，因为是说明奴隶社会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却对文末的两句结语作了严厉的批评，说他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郭宝老对此批评很不满意。其后，在思想改造的会议上，不无抱怨地说了几次。从他的言谈之间，可以体会到，他对殉人的历史含义，不一定看作是奴隶社会的证迹，对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种种论述和新事物，在他思想上还没有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