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本的由来

    毛泽东博览群书，中外古今，有重点，有目的，紧密结台实际，为我所用，真正做到了日理万机，手不释卷。即使外出巡视，专列车厢内也装满了书。不但自己勤于读书，还大力提倡和鼓励广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读书:读马列主义的书，从思想上武装头脑;还要读《红楼梦》、《水浒》那样的书，变闲书为正书，领悟古往今来的阶级斗争。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提出“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等(《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7页)。据逄先知说，“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当时胡乔木写的这十二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这个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这是毛泽东正式为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教材，定下名称。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在一次理论宣传教育会上，毛泽东又提出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都要出大字本，要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见逄先知上文，摘自许立群记录)。据另一篇文章记载，毛泽东除了要求为便于高级干部学习，大字本印一万至三万册外，并专门写信给中宣部领导同志，嘱咐大字本封面不要用硬纸，篇幅大的书要分装成十册八册，中等的也要分装为几册，使每本减轻重量，方便大家尤其是老同志阅读(张全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学习马恩著作——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谈起》)。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印制大字本的规格要求，确定了“大字本”这个特定名称。以后凡符合这个规格的出版物，便都以此为名，作为一种特殊印制规格的统称。

    毛泽东提出印大字本的同时，又提出为这些大字本“写序、作注”的要求。虽然当时他所设想的范围，还仅限于指定的若干种马列经典著作，但已为“文革”的中后期专为他本人成立古籍诗文注释小组，专门印制古籍诗文注释大字本埋下了伏笔。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讨论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的问题。据逄先知在本文前引的文章中说，逄“也随着他们去了，还给毛泽东带去三十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加上别的一些书，装了两大木箱。当时毛泽东特别提醒，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可惜这件事刚提了一个头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逄文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毛前年创议的大字本，已经遵从他的指示出版了，不知是否公开发行，至少此时见者不多;二，为马列著作大字本写序(应该包括注释)的事，因半年后“文革”开始而中断，后来也一直没有实现。“文革”中出现的历代史传和古诗文注释大字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