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前沿。1966年10月，广州市委宣传部主管文化工作的副部长、市文化局常委书记兼局长华嘉，成为广州市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领导干部。10月10日，《广州日报》报道了揪出“本市文艺界起立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华嘉的消息，并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是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据《广州日报》的报道，对华嘉的批判，实际上从6月以后已经开始了，除了大字报的揭发批判外，“并在市委直属机关、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系统中，分别召开了声讨大会，进行了多次的批判斗争”。报道公布，经请示上级党委批准，已撤销了华嘉所担任的职务。

    广东省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干部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田蔚。她是王匡的妻子。据田蔚的好友、中南局干部沈容回忆，“在全国解放以前，田蔚在新华社总社广播部工作”，“以后她一直在广东广播电台，后来又筹建了电视台。可以说广东的广播、电视都是在她主持下建立的。”“不幸的是，这时，她竟成了第一个在广东省报刊上被点名批判的，对‘文革’领导不力，‘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报上一批，她的下落也就不明了。”

    到1966年底，造反派的行动逐步升级，变得愈来愈具攻击性和破坏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揪斗一两个“走资派”，而开始对机构、体制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毛泽东曾把文革的任务归纳为“斗、批、改”，现在他们急不可待地自发地迈出了“改”的一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以为只是在文化系统，所以市委成立了一个文革领导小组，由管文教的书记薄怀奇当组长，我们那时是不管这些事的，当然作为市委来讲，总的还是要讨论，要研究，但具体的事情由他来管。后来到大串连开始以后，那就不光是文教系统了，整个单位都动员起来了，从省委到市委，整个单位来管了。

    从开始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那时还局限于文教系统，后来，特别是8月以后，北方红卫兵南下来串连以后，已经扩大到工厂，扩大到农村，领导小组已经领导不了了。省委也好，市委也好，都不能不直接抓了。那个领导小组无形中就撤销了，不起作用了。全部由省委直接抓。

    广州真正形成两派，是从查封《羊城晚报》开始的。那时候一个要封，一个不让封，就这么形成两派。以后一派“革命”更厉害一点，一派比较温和一点，就是所谓“保守派”。两派一搞起来以后，地方实际上就管不了了，那就要军队插手了。

    《羊城晚报》是广州3家报纸中，受冲击最大的一家。广州的文革是从批秦牧开始的，而秦牧曾经担任《羊城晚报》的副主编;中南局最早挨斗的负责人是王匡，而他作为中南局的宣传部长，一直是分管《羊城晚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