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于1999年4月21日辞世。在她辞世前的1997年8月，笔者曾在台南专门拜访过她。可她耳已不聪，不能和她当面核实发生在1962年的“文坛往事辨伪案”诸问题。

    事情还得从1949年5月20日说起。这一天，台湾警备司令部发布了世界上历时最久的戒严令。这个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解除的戒严令，以其极大的破坏性，打乱了台湾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正常秩序。尤其是《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及随之而来的严禁30年代乃至20年代文艺的传播，切断了五四以来的文艺传统，使得不少台湾作家只好从事“横的移植”而无法进行“纵的继承”。在大专院校中文系，则只能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使“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建设推迟了近四十年。

    所谓“文坛往事辨伪案”，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发生的。一方面是由于苏雪林利用人们对30年代文坛知之甚少的情况，借胡适1962年2月14日去世发表七篇《悼大师，话往事》的文章，吹嘘自己，把自己打扮成抗战前夕中国大陆文坛的盟主和“一贯反鲁(迅)”的英雄;另一方面，它也是戒严时代“反共抗俄”的社会思潮和蒋介石倡导的“战斗文艺”思想泛滥发展的结果。在这场大辩论中，刘心皇、寒爵与苏雪林似乎是誓不两立的两派。但就三人“反鲁、反左”，都崇拜胡适这点来说，并无根本的分歧。

    苏雪林是否“一贯反鲁”?

    这场“文坛往事辨伪案”，所谓“伪”，是指苏雪林在悼念胡适的文章中，宣扬自己“一贯反鲁”、“讨鲁”。她是怎样“反鲁”的呢?她说:“我洞烛左派之奸，不能再行容忍，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孑民先生，详述鲁迅品格……劝他千万不可上当。同时知道胡适先生将自海外归来，又写了一封长约四五千字的信给他。——我将致蔡孑民先生书的稿子也附了去，请胡先生一阅。我这封信是1936年11月间写寄到北平胡先生寓所的，谁知胡先生回国之期展延了半个月，12月初始到上海，10日回到北平才读到我的信。他当时回了我一封两千字的信。”“当时整个文坛已被左派把持，当然我的反鲁文章无处可以发表，第二年2月间魏绍徵先生在武昌发行《奔涛》半月刊，我将我的信(致蔡先生书也在内)和胡先生复的信，都在那刊物上发表了，加上一个总题目《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这一下可激怒了……在各报尾及刊物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并用一整本期刊文字的分量攻击胡先生，直闹到抗战爆发前才罢……”

    苏雪林宣扬自己的“反鲁”业绩时，还将自己最得意而被胡适批评为“旧文学的恶腔调”的句子重刊于世:“(鲁迅)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鲁迅生平主张打落水狗……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