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周扬同志在天津疗养，春节假期刚过，一上班，我就接到周扬秘书小丁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周扬同志要我去天津，还要我通知王若水一起去，那是2月15日。我与若水赴天津抵达周扬同志下榻的天津迎宾馆时，元化同志也于当日由沪比我们早几个小时到达。这时，我们知道了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周扬同志起草马克思忌辰一百周年报告稿。

    天津迎宾馆人称“天津钓鱼台”，是为毛泽东主席等建造的“别墅”。园中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周扬同志和我们一起住的是“周”的别墅。

    周扬同志对这篇报告确实是十分认真，十分重视，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些科学探索，力求在理论上有点新意。若水、元化和我协助他起草这份报告，是他自己挑选的。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工作，进行讨论。我们谈了整整两天，每个人半天，若水先谈，元化次之，我再次之。

    周扬同志最后发言，他的理论概括能力很强，他谈完，报告四个部分的框架也出来了。即: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后来改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与其前妻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执笔起草便落到元化与我两人身上。“报告”分四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二、三部分。

    我们度过了一段十分安静地读书、看资料、思考、写作的时光。为了保证写作不受干扰，周扬同志与天津市委联系，对宾馆进行“封锁”。宾馆有两道门卫、外人无法随便进入。周扬同志与夫人苏灵扬、元化、我以及秘书小丁，还有一小保姆，每人住一套房间。元化和我在自己房间里写作，周扬则在他的客厅里读书。我们第一稿交出后，他则改稿，休息时，或饭后，他常到我们房间坐坐，随便聊聊。我有时想什么问题或者只是想休息一下，也去找他聊，不择时间，一点拘束也没有。

    第四部分写出第一稿，晚上送给周扬同志。第二天早晨，他将稿子退我，郑重地说，我考虑了好久，还是要写“异化”。他又说，我昨天晚上一直想这问题，一宿未睡好。这个情节使我意识到，周扬同志要在这份报告中谈“异化”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周扬在1964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曾提出“异化”问题，还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那篇讲话是“左”的，是所谓“批修”的。周扬是现实感强的理论家。“文革”后，对这一理论有了新的感触，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