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存着一张当年毛泽东和读书小组成员在杭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照片。这个读书小组里有我的父亲田家英。

    新近，我的朋友、《老照片》编辑张杰来京，在家里看到这张照片，他要我把与照片相关的往事讲一讲。

    1990年代，我母亲董边多次探望过胡绳同志，胡老同我母亲讲述他所知道的与我父亲相关的历史，其中也谈到他亲身经历的这次和毛泽东一起的读书生活。

    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五人读书小组，逐章逐节、边读边议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个小组先杭州后上海又广州，读书历时整整两个月。

    那么，1959年冬毛泽东为什么要搞这次读书活动呢?

    这要追溯到1958年。那一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一度意气风发的“大跃进”，很快难以为继，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受到破坏，废弃的小高炉随处可见，大炼钢铁失去了往日的热火朝天。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充满希望的尝试——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因搞一平二调，损伤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公共食堂，炊烟散尽。

    毛泽东很快察觉出弊端。1958年11月，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开始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左”的思潮。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给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一信，建议大家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他在信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信中还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

    毛泽东建议读这两本书的同时，还说:“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随后，在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他一再重申了这一要求。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拟定的会议讨论的十九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胡老回忆说:可以看出，毛主席要求大家读书，是因为当时在“大跃进”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他在考虑这些问题，想解决这些问题，急于要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一看苏联的经验。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各部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由第一书记挂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