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已经是民国的第四个年头，袁世凯大总统正在有力地控制着整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第二年，欧洲在战火中战栗、颤抖、煎熬，中国的民族企业却正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国的新文化启蒙的狂飙正在酝酿之中。二十一岁的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就在这时从香港皇仁书院考进了北京大学。一个从没有离开过广东与香港的年轻学子，从闷热的亚热带地区来到了四季分明、秋高气爽的民国首都北京。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的大学，它容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学生人数逐年递增，1913年为781人，1914年增至942人，1915年更增至1333人。初来北京的袁振英还只会说英语与广东话，他来的最初日子里的伙伴也只能是广东籍的同学，和其他省份同学交往时，只能够用英语对话或者把想表达的意思用汉字写在纸上交流。

    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袁振英本来想学西洋哲学，但当时北京大学只有中国哲学专业，袁振英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当时的“英文门”。他的同班同学中有李季、许德珩等。

    北大第一怪人

    1915年9月，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举行，由当时的代理校长、工科学长胡仁原主持。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作为英文门教授的辜鸿铭便首先站起来发言了。这是袁振英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发现这位教授“背后拖着小辫子，身上穿了‘乾嘉道’(指清代的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代)间长袍马褂，头上又戴着陈旧的破帽，脚上又穿着布靴。统统是肮脏的、龙钟的状态。委实令人讨厌和可笑”!

    与袁振英同时入学的哲学门学生冯友兰也看见辜鸿铭宽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作为新生一起聆听了他别开生面的即席演说。据冯友兰回忆说，当时辜鸿铭的演说并不带稿子，也没有什么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完全是即兴式的。那次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是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上的新鲜事。辜鸿铭语带嘲讽地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饭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饭碗，可跟咱们普通人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实在是大得很哩!那里不仅可能装洋楼，装汽车，还可以装姨太太。”说着，突然又变了一个话题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简直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真可谓怪事多多。但看啦，现在的人写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连所用的名词都不通。譬如，就说今天很流行的‘改良’这个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而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

    这位辜鸿铭被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认为是北京大学第一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