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香港被英国人占去以后，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从此便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路。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两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然而，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政治铁幕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值得注意的是，偷渡甚至一度成为珠三角一带人们释放政治高压，获取物质需要的重要途径。

    二十九年“偷渡潮”

    由于地缘和文化上的亲密关系，粤港之间本不存在偷渡问题。在没有设立身份证制度之前，两地人民的进出往来，基本上不受限制，边境界限也十分模糊，内地人到香港工作经商，或者香港居民逢年过节返乡省亲，都是很平常的事。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两年，香港的大门也没有对广东设限，内地人照例去香港谋生，汇钱回家供养家庭，海外之人也取道香港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香港加入西方国家的贸易禁运，粤港交通被人为地封闭，大陆居民往来香港开始受到严格的出入境申请限制。至此，大陆非法移民问题得以在香港产生。同样，广东也出现了“逃港”——这一特殊的社会治安问题。

    在1951年到1980年的29年中，大量的大陆非法移民和政治难民以偷渡的形式从广东进入香港，这个数字有多大?尚没有准确的统计，仅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这个数字明显是偏低的，因为，对视偷渡为常事的边界居民来说，很多日常性的“逃港”，根本是无法统计进去的。总而言之，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偷渡成了广东民间的一种风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各色的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向粤港边境靠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曾有老人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人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29年的偷渡风潮中，前后掀起两个高潮:其一是1962年，1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试图偷渡者汇集到深圳，分水陆两路涌入香港，最终有近6万人偷渡成功;其二是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至1980年，前后四年，约有30-40万人非法从珠三角各地奔香港而去。

    “五月大逃亡”

    1962年的“逃港”高潮，主要发生在那年的5月份以后，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冠之。据记载，单是在5月16日那天，便有5000多人，由新界边界地区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