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觉与先知

    火红的年代里曾经流行过一句口头语，“革命不分先后”，意在鼓励人们不分早晚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和运动中去。其实人们觉悟的早晚快慢与年龄大小高低往往是不成比例的，有时甚至很难说得清，什么才叫真正的觉悟。

    1980年就已经完成了被称誉为“启蒙老干部‘清醒的小说《洗礼》和剖析丈夫杨述‘愚忠的散文《当代人的悲剧》”的老作家韦君宜，后来更是又写出了自传性小说《露沙的路》和回忆录《思痛录》，既是先知，亦是后觉。特别是后一本书的问世，震动很大，虽无洛阳纸贵之盛，亦可谓有口皆碑。此书虽于1998年才出版，但据她女儿杨团介绍，母亲在周恩来逝世前后的1976年就已开始动笔(见《韦君宜纪念集》)。韦氏这批著作的核心内容，借用文集里阎纲评论《露沙的路》的文章里一句话来说就是：延安“抢救”殷鉴不远，“文化革命”青胜于蓝，痛定思痛，丈夫又死了，国难家仇，知识分子这辈子到底怎么啦？

    也许还是女儿说得更好，“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都已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穷尽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奋斗，换来的究竟是什么？当她重温年轻时的理想，当她不能不承认后来牺牲一切所追随的，有些是与自己那时的理想相悖，仿佛绕地球一圈又会到了原地，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彻骨髓呢？”

    我亦十分欣赏这位女儿及家属子女为她母亲篆刻的墓志铭，故不避麻烦地转抄如下：

    韦君宜(1917-2002)

    女作家韦君宜，原名魏蓁一，湖北建始人。少聪颖，笃于学，及长，入清华学府。时民生凋敝，外侮迭至，以书生报国，投身学运，加入中共。抗战军兴，转赴延安，携笔挟枪，万里从征。建国后历任多家新闻报刊及文学出版机构总编之职，提掖新进，多有建树；业余创作，著述颇丰。文革中备罹磨难，身患重病，忧患余生，矢志以良知昭示后人。衰年结撰《思痛录》，历数错误路线，揭櫫极左祸根，于文化思想界影响至矩，其胆识及自省之勇，亦当无愧于天地乎。

    面对这样的文字，我只能惶愧自己无才以这样的追思献于先父亡灵之前，好在总算曾用英文完成一部《红屋三十年》，于1998年在美国出版，颇得好评，略抒胸臆。

    晚年成为觉者的韦君宜，亦让我想起了她的同辈人、前几年在国内曾以《读史阅世六十年》驰名的海外学者何炳棣。何先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生道路。此书问世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就有国内学人赞赏备至，甚至惊呼，原来当年抗日呼声日隆的华北，也是可以容得下一张书桌的!正值青春年少、本该血气方刚的何先生，那时竟不理会周边的环境，先知先觉地抱定了书本，走向他留学执教美国、享誉西方学界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