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风雷》当了一回责编，为何就成了“利用小说反党”的罪人呢？

    1968年7月8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安学江”题为《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的“大批判”文章，并加了由姚文元亲自审定的长达500多字的编者按。该“编者按”说，《风雷》“肯定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笼的”，它披着“写农业合作化”外衣，大刮反革命黑“风”，大打资本主义妖“雷”。“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我们要谢谢陈登科等人的劳作，谢谢这些反面教员，他们使革命的人民懂得：阶级敌人是如何利用小说推行反党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是怎样耍两面派手法的……”显然，在《风雷》作者陈登科后面加上“等人”二字，首当其冲的，就把《风雷》的责任编辑江晓天给“等”了进去，一夜之间，使他也成了“反面教员”。

    据江晓天生前接受我的采访时回忆，那天的报纸是上午9点多钟送到的中青社的，他见好多人抢着看，议论纷纷，就预感事情不妙，等到快中午时，碰到黄伊，见他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要过来一看，才知道一场灾难降到自己头上来了。果然，刚看完“安学江”的文章，一位同事就奉命来对他说：“你回去一趟，我们一起走。”他一听就明白，这是要去抄他的家、搜查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罪证。出了中青社大门，又来了3位。幸好其中只有一位偏激的“左派”，另两位与他并无恶意，仅是奉命例行公事而已。尽管如此，进他家之后，那阵势还是把他的老母亲吓得瑟瑟发抖，年少的女儿靳虹更是害怕得直哭。翻箱倒柜搜了个遍，竟一无收获。于是，就通知他收拾行李，提前吃了晚饭到社里去接受隔离审查。于是，当晚他就住进了中青社东院的“牛棚”。关他的是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黑屋，除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和一把破木椅外，连只暖瓶都没有。细听说话声，他得知紧隔壁住的就是造反兵团的一号头目。室内的灯泡很小，虽然那时他的视力还挺好，但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根本看不了书也无法写字，只得早早躺下。睡不着觉，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回想往事。他想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多次遇险，3次被敌人包围，却都没被抓住，现在却被几个造反派关进了这“小黑屋”。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风雷》当了一回责编，为何就成了“利用小说反党”的罪人呢？

    “安学江”的大批判文章一开头就说，1962年，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当时的代名词)赤膊上阵，特地指使他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回去之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他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回到安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