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作了如下鉴定意见：“(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北京的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没有回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

    现年八十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士都关心过汪曾祺调动之事。

    一九六三年他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讲述道：

    为了赶一九六四年现代戏汇演，团里迅速充实创作力量。改《芦荡火种》第一稿时，汪曾祺、杨毓珉和我住在颐和园里，记得当时已结冰，游人很少，我们伙食吃得不错。许多环境描写、生活描写从沪剧来的，改动不小，但相当粗糙。江青看了以后，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等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在报上做了广告，但最后还得听江青的。这出戏在艺术上无可非议，就是因为赶任务，以精品来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又到了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改剧本，薛恩厚工资高，老请我们吃涮羊肉。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大家出主意，分头写，最后由汪曾祺统稿。沪剧本有两个茶馆戏，我们添了一场，变成三个茶馆戏，后来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当时他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

    赵燕侠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份。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访)据汪曾祺一九七八年写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江青曾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坐下来就问：“汪曾祺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青“嗯”了一声说：“哦，没有。”江青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她曾与萧甲说过：“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