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日子里，有记者就“新时期文学潮流是如何引发的”问题来采访，我翻出了珍藏的这样几本书：1. 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于1977年7月1日编就的《革命诗抄》第二集；2. 由“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于1977年12月编就的《革命诗抄》；3. 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童怀周”于1977年11月编就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4.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签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的手迹；5. 北京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文集》，题签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手迹。

    经历过那段历史或者对改革开放历史有研究的人，一看这几本书就会明白，这是记录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又称“四五运动”)的。

    那一年的1月8日，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而报纸等媒体上展现的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文章和讲话，使人们对再度从中国政坛沉寂的邓小平痛心惋惜的同时，对政坛出现转机也深感无望。

    人心在思考中走向凝聚。经过10年犹如漫漫冬夜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在思考中孕育和积聚的春天的力量，最终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门广场，引发了一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三年后的1979年，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谈到丙辰清明时说：“广大人民群众哀悼周总理，怒讨‘四人帮’，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作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句名言与周扬的话相印证，自然可以说明，新时期以来文坛的复苏，恰是这一声嘹亮的号角唤醒的。

    不过，这几本书在当年的出版过程——当年编辑出版的有关“天安门诗抄”的书很多，我的收藏仅仅是一小部分，本身也是文学史和出版史上有意义和有趣味的事情，值得钩沉一番。

    “非法出版”的“天安门诗抄”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在欢庆的呐喊声中，人们渴望的万象更新、生机勃勃的春天却推迟了脚步。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提出和推行，人们提出的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某些重大错误决策的正当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