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为学不厌，诲人不倦，著有《先秦诸子系年》等书70余种。晚年他视力衰退后，把最后一部75万言的著作命名为《晚学盲言》，目虽盲而仍要学。他的治学精神是留给我们子女与国人最宝贵的财富。

    不论环境如何艰难，学术上怎样忍受孤独，受到批判，或者得到荣誉和颂扬，父亲始终自然率直，从来不哗众取宠，无意世俗名利。他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对历史文化的挚爱之中了。

    恂恂一介儒者 教学备受推崇

    我们家世代书香，祖居无锡七房桥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宅。但到父亲这一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父亲十二岁丧父，中学毕业后，知道无望进大学深造，乃刻苦自学。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据说他执教之时，一口无锡官话，讲课生动，两眼炯炯有神，居然把学生们都吸引住了。没有人会打瞌睡的。当时有“北胡(适)南钱(穆)”之说。胡适有开创学风之功，而钱穆以学识渊博备受推崇。

    父亲一直以继承祖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职责，围绕中华文化，民族精神为中心进行教学和研究，十六岁时，他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和国民责任》一文后，心灵上激起极大的震动。他不是走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研究，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这个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之后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中。如他在抗战最艰苦阶段出版的重庆版《国史大纲》的扉页上写道：“本书将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的百万将士。”可见，父亲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在那个年代，他就多次演讲，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

    1935年10月，父亲和顾颉刚先生、钱玄同先生等百余人，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早定抗日大计。1949年春，他应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去广州后，又应张晓峰先生之邀至香港办学。那时香港环境复杂，人们关心的都是政治和军事，但父亲和唐君毅先生等却在1950年秋创办新亚书院，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所不牟利的学校，学生近百人，大多免费入学就读。新亚书院是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的，校内挂孔子像。1954年起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之后，父亲提出，雅礼协会可派人驻校联络，绝不能过问校政。新亚书院新校舍落成后，雅礼协会代表建议在孔子像边挂耶稣像。父亲说，新亚不是教会学校，断然拒绝。

    1963年，香港政府集新亚、崇基、联合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父亲觉得办学和研读不能兼顾，决定引退，随后赴马来西亚作短期讲学，后因香港秩序混乱，迁居台湾，那已是1967年了。

    分离三十二载 香江三代团聚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和父亲的联系中断了，也不知道父亲去了台湾，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恢复了联系。父亲和我们分离得实在太久了 ......